三、以現代性為核心的理論構建

　　利希巴赫認為，理性主義、文化主義、結構主義這三大理論傳統應以現代性為核心來尋找一致性并進行理論構建，韋伯關于現代性問題的研究就是這種理論構建的典型嘗試。

　　構建現代性是現代化肇始以來時代的根本主題。當今，啟蒙運動倡導的世界民主化與全球市場化仍然是世界變遷的潮流，民主與市場的發展是理性的張揚，但它對國家和社會秩序的沖擊卻產生了非理性的后果，破壞了國家結構。與此同時，反啟蒙運動也改變著公民社會。如果說全球公民社會對國家束縛的沖擊是理性主義的張揚，那么其中所包含的民族多樣性的擴展、文化生活中各種形式的后現代主義、原教旨主義和相對主義的發展或復興，則是非理性的表現，它們導致了社會與文化的沖突甚至破壞著公民社會。在自由主義和市場發展的同時，理性與非理性、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的沖突日益成為全球性的發展悖論。這就決定了理解現代性并解決其矛盾，成為當今比較政治學三大理論范式的共同旨趣。

　　當代比較學者試圖從韋伯的研究中汲取養料來兼容三大研究范式。從韋伯以利益為起點考察集團身份與社會階級關系的研究中得到啟發，當代理性主義者圍繞理性來探討現代性問題，指出工具理性是現代世界支配性的思維方式。與韋伯對理性的矛盾后果的闡述相似，當今的理性主義者不僅探討了非意圖的消極的理性后果，而且探討了非意圖的積極的理性后果，例如，他們指出理性可以解決民主與資本主義的問題，認為一個有效率的經濟市場加上社會契約和政治自由主義創造了理性，這可以克服許多現代性的病癥。

　　韋伯曾考察宗教倫理與規范秩序形成的關系，從文化主義的視角探討理性驅動問題。從中得到啟發，當代文化主義者通過關注非理性現象來探討現代性問題，試圖賦予理性以意義和重要的價值。猶如韋伯對西方現代理性的非理性起源的研究一樣，當今的文化主義者探討文化如何建構理性和如何形成思想的背景，并設立理性的邊界。文化主義者對于多樣性與社會沖突這種現代性問題的解決辦法傾向于強調非理性，認為在真實的社群中所發現的價值與信仰的同質性會建構更加完整的人類身份，而這是解決現代性悖論的根本所在。

　　韋伯曾考察不同種類的國家與社會結構，從結構主義的視角對理性與非理性的作用進行研究。從中得到啟發，當代的結構主義者也強調制度對理性的作用，認為理性選擇的目的會受到社會和權力的反作用或限制，他們試圖闡釋約束理性與非理性力量的“鐵籠”。像韋伯對制度動力的研究一樣，今天的結構主義者探討現實物質世界對理性的限制，主張借助制度與組織來解決現代性的非理性，指出只有建立強大的理性化的國家體制和公民社會，才能應對國際和國內的經濟、政治競爭所導致的失序。

　　可見，理性主義、文化主義和結構主義的思想和方法之間存在著基本的一致性，即它們都是圍繞著現代性這一核心問題進行闡釋的。人們可以在這三種相互關聯的方法中理解和調和個體與集體、結構與理性的關系。當然，當代社會除了現代性問題外還有其他問題，例如這三種研究范式也都在試圖解決后現代性的問題，這必然會對三者之間的互補與兼容以及它們自身的變化產生進一步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