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探尋各研究范式的一致性

　　各研究范式的比較方法及其在特殊與通則問題上的立場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在理性主義看來，外部條件而不是人的意識是理論的起點，它假定理性行動者可以有效地適應自己所處的環境，并實行機械行動主義的主體性預期，它采用意圖性、理性與利益相一致的簡約描述來解釋人的行動。然而，認知心理學家指出理性選擇理論中的期望收益模式在人類社會現實中并不具有普遍性。個體對于行為結果的判斷不僅需要很強的經驗支持，還會受到各種外在因素的影響，這就意味著即使進行理性選擇的意識是普遍的，但其選擇結果仍會根據經驗、外在因素的影響而各有不同。而且，根據外部條件變化解釋行動會使理性主義不可避免地輕視個體和群體的“身份”所具有的意義。按照理性主義的觀點，個人和社群的身份是穩定有序的社會關系及互動的外部因素，而非人的構成因素，將此作為相互協作與社會秩序的基礎，無法抑制人們對分配、權力與產權的過度追求。因此，在這種唯物的理性主義看來，利益是社會秩序的障礙而非基礎，盡管它在規范的意義上視利益為平等或普遍的目標，但在實證的意義上卻視目標是隨利益的變化而不斷變化的，這意味著價值最終是在分化而非團結人們。

　　文化主義強調群體的內部作用，認為社會變遷的動力來自于文化和理念，歷史的宏大敘事中的所有因素都存在于一定的文化和社群之中，因此，盡管社會沖突與社會變遷的物質維度是不可否認的，但沖突與變遷最終要通過詮釋來理解。文化主義的困境在于，文化的存在與因果作用是難以觀察的，且難以檢驗，由此引發的問題是：規范實際上能導致行動和結果嗎?這種模糊性源于文化概念本身的不清晰，并產生了難以界定不同文化的邊界問題；進而，也很難在一個理論性的框架下對文化與諸如社會組織、政治活動和價值觀等相關概念進行區分。而且這種規范還會隨著人、環境和時間的變化而變化。文化主義也試圖克服這種局限性，它看到文化范疇界定上的特殊性，認為解決文化的研究單位問題最好的方式是對文化認同進行分層和分情境定義；同時，在闡釋文化對社會發展的作用時擺脫本質主義或文化決定論，而將文化視為社會發展的一種限制條件。有學者還重新解釋了結構與文化的關系，認為結構是一定文化的反映，盡管也有其相對獨立性，文化是經濟發展作用于社會的媒介和中間變量。但這些努力并沒有得出令人滿意的答案。總之，文化主義對物質與理念不加區分，認為物質必須根據理念來理解的研究路徑使它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結構主義強調是結構而非行動產生結果，認為同一結構系統或類別中的個體是同質而無差異的，是缺乏個性的角色扮演者。這種認為目標個體之間缺乏策略互動的情況，意味著它脫離了具有復雜性特征的政治，同時也簡化了人類的活動、創造和復雜性，抹殺了集體行動與聯合過程。由此，它反對將社會視為基于個體意識與行為而形成的社會關系與文化理解的總和，認為特定區域內的社會生活與活動是由互動的過程、關系及社會結構所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