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主義在本體論上是整體主義的，認為世界是由結構這個實體構成的，結構決定著人們的認識和行為。它研究不同結構之間的聯系和互動，關注個體、集體、制度及組織間的關系。結構主義認為，只有當某個事物與其他事物相聯系，并且是某個結構中的一部分時，人們才能了解這個事物。因此，實體是根據與其他實體的關系而非通過它們自身的特性來加以定義的。華爾茲指出，在定義結構時，首先需要回答的問題是：部分得以組織起來的原則是什么?任何一個部分或結構都有它組織起來的原則，例如，一個政黨是一種結構，形成這種結構的原則是其黨綱中的組織原則。當然，盡管黨綱是為了適應一定的環境而制定的，但要認識這個政黨僅僅通過它的黨綱還不夠，還要把它放在其所處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中來觀察。因此，政黨這個結構就是另一些結構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由此看來，結構主義是從人們之間的政治、社會和經濟關系來進行觀察的。與理性主義和文化主義不同，結構主義否定了行動者本身的能動性并簡化其假定。

　　從方法論來看，理性主義企圖根據理性及利益來解釋所有的行動，其所有推論幾乎都基于同一個理性假設，即個體對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永恒訴求。它認為行為體行為的主要依據和目的是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相應地，個體行為體的政治行為也可追溯至其對自身利益的追求；而群體行為、選擇和制度的構建則被視為行為個體訴求的累積，且忽略了由個體行為向群體行為轉化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偏離、異向或異質變動及相應影響。理性選擇理論同時認為這一“普適性的”標準不僅是理論性的，更是經驗性的。這一理論指明了個體在政治活動中進行選擇的基本依據，因為有明確界定條件而具有可驗證性，并提出了對社會政治現象進行量化研究的可能性與依據，揭示了政治研究中因果機制從自變量與因變量的關系中產生的普適效用。理性主義認為“客觀外在世界”是通過影響行動者“主觀內在世界”的欲望和信念來影響行動的。換言之，理性主義是實證主義的，它將理性利益局限于客觀因素的影響，認為促進社會改變的是獨立的和外在的物質沖擊，從而避開了復雜的主觀因素的作用。所以，經驗導向的理性主義是唯物主義的，因為它假定物質條件決定主觀意識并最終決定理性選擇。

　　文化主義認為人的情感、態度以及人類互動的價值與意義等主觀傾向對行動有決定性的作用。它主張只有深入了解行動者所使用的意義框架，才能探索文化是如何影響身份、行動和社會秩序的；認為一個社會的文化背景最終決定了該社會的政治特點和制度構建模式，其潛在含義是一種文化背景下的規則構建方式是無法移植到另一文化背景下的社會中的，除非該社會的文化背景被徹底改變。文化主義詮釋了四個基礎性命題：首先，詮釋方法建立在參與者具有不同的觀察視角的基礎之上，因而，它試圖從行動者的視角來認識事物，在此基礎上產生對他人的看法、情感、動機和經驗的理解。其次，由于一種行動的意義需要根據行動者的具體處境來理解，所以，行動者所處社會的規范和實踐就是重要的影響因素，詮釋要包含價值關聯，由文化來決定行動的意義。再次，部分必須通過整體來理解，同時整體也必須借助部分來認識。換言之，意義必須在歷史中或通過個體與社會的關聯才能確定。最后，對物質世界的理解不同于對人類社會的理解，人類社會必須從內部而非從外部來理解，必須超越理性主義的唯物主義及因果聯系，應探索行動的內在意義而非外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