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如此，“幻影之旅”鏡頭與其他視聽語言的雜糅配合，更加強化了觀眾對于空間的主觀“體感”。例如，《浩劫》中搖晃不穩的鏡頭加劇了觀眾忐忑的情緒，令觀眾更為強烈地體會到當時受難的猶太人在死亡之路上的感受；或者在《闖入者》(2014)中，導演王小帥以記憶中的歌聲(畫外音)作為“老靈魂”的隱喻，令觀眾所看到的舊建筑成為一種具有“地方感”(19)的記憶之墻。抖動鏡頭的設置、音畫的處理、光影的變化等不同的視聽技巧，都令“幻影之旅”鏡頭的“感官地理”作用變得更為具體化、多樣化和復雜化。

　　“幻影之旅”鏡頭給觀眾提供了第一人稱視角的空間“穿行”體驗，它的感受或體驗意義要大于敘事或表現意義。尤其對于都市電影來說，“幻影之旅”鏡頭代替了行人或交通工具，因此具有“都市漫游者”(20)的功能。地理學家多林·梅西(Doreen Massey)在談及電影和“都市漫游者”的關系時，批評理論界過于側重“都市漫游者”概念所具有的“奇觀凝視”和“都市窺探”內涵，認為這樣一種趨勢導致了對電影鏡頭“窺視欲”屬性的強調(21)。事實上，從這一概念出發，我們能夠延伸思考在電影和城市的關系中，其實存在一個同“流動性”相對應的維度，即對于空間和時間中“韻律性”(22)的強調。正如司各特·拉什(Scott Lash)所說：“都市漫游者的意義，不僅表現在對于現代性的呈現方面，而且體現在火車、汽車、直升機等交通工具的駕駛者和乘客的觀感中。”(23)而通過音畫的處理、蒙太奇的運動和鏡頭節奏的把控，“幻影之旅”鏡頭表達了獨立于客觀時空之外的“韻律性”，令都市風景和建筑空間以一種更為主觀的方式被感知和漫游。于是，鏡頭在都市中的“穿堂過弄”和“穿街走巷”便引發了觀眾的“感官地理”與“情生意動”。

　　隨著“幻影之旅”等視聽語言逐漸融入日常生活經驗，它們也重新定義并影響了日常生活的景觀。理查德·考伊克(Richard Koeck)等電影學者業已注意到，一些建筑及城市規劃的靈感在很大程度上來自電影語言或空間(24)；而阿爾賽義德(Nezar AlSayyad)也認為，“電影已成為城市話語的基本元素”，且“形塑了我們對于建筑或城市的理解”(25)。這樣一種利用電影(影像和技巧)來重新認識、感受、繪制和建構城市的做法，正體現了“幻影之旅”鏡頭等電影技巧對于人們日常生活的潛移默化的影響。

　　可以說，“幻影之旅”鏡頭對于空間的重要意義，在于它強調了空間屬性中的流動性、韻律性和情感性，于是電影本身不再是一種強調固定而靜止的空間形式，更是一種可知的、移動的、感性的環境，一種可以自由移動、旅行和漂泊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