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正是基于以上認識，莊子常將人與動物相提并論，例如莊子在《齊物論》中探討認識的標準時說：“民濕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栗恂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莊子用人、泥鰍和猿猴所喜好的環境不同來說明對何為“正處”的認識是不一樣的。后文又將人和動物不同的口味及不同的審美相比較，用以說明認識標準的多樣性與相對性，似乎莊子真的將人與動物看作同類。莊子哲學思想中最鮮亮動人的部分莫過于其自由思想，但即使在論證人對自由的追求時，他也常常用動物對自由的渴求來類比：“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斷畜乎樊中。神雖旺，不善也。”(《養生主》)野雞在野外求生時頗為艱難，要走很遠的路才能啄到一口食物，喝到一口水，但它卻并不希望被養在籠子里，因為在籠子里是不自由的。在這里莊子似乎把對自由的追求看作是人與動物共同的本質和天性。并且莊子在對理想社會的描述中也特別提到“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并”的生活狀態。以上種種似乎均顯示出，莊子主張的齊物是把人等同于物，把人的地位降低到了物的層面。

　　但另一方面，莊子又把人與物剝離開來，他反復強調人不應為物所累，盲目地受外物驅使，他主張“物物”而不應“物于物”。他認為人為物役的情況是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與社會問題，“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駢拇》)他還以形象生動的筆觸描繪了世俗之人深陷于對物欲的追逐而無法自拔的可悲情景：“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不可哀耶！人謂之不死，奚益？”(《齊物論》)莊子認為世俗之人的生命盡在與外物的摩擦中磨損消耗，越是馳騁追逐而不知止，就越是可悲，這樣的人終生忙碌卻無所成就，疲憊困苦卻不明緣由，即使不死，活著的意義又何在呢？在這里，莊子將人生苦難的根源歸結為對物欲的過分追逐與沉迷。他說：“喪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謂之倒置之民。”(《繕性》)將喪失自己于物欲、迷失本性于世俗的人，稱為是本末倒置的人。

　　莊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被稱為至人、真人或神人，他們的顯著特點就是不為身外之物所累，具有淡泊的心態。他說：“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逍遙游》)他們可以做到“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大宗師》)，即睡覺時不做夢，醒來后不憂愁，飲食不求甘美，呼吸深沉舒緩。這樣一種無憂無懼、泰然自處的狀態，不是麻木不仁的本能狀態，而是擺脫了外在功名利祿的誘惑和束縛后，站在一個更為高遠的位置上對人間世再度審視時，達到的一種對外物無欲無求、不為所累的精神境界。

　　這些論述又表明，莊子是把人從物的層面提升出來加以對待的，否則，如果人與物真的相等同，就無須強調“物物而不物于物”(《山木》)的重要。莊子明確提出人應“物物而不物于物”，即人不要被外物所主宰和役使，而應努力做到主宰和支配外物，這就與前面提到的齊物似乎形成了一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