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具備創新思維的人總能聽到時代的先聲。

　　一直以來，有三個問題，在不少人心底里徘徊縈繞。一是梁啟超之問：鄭和下西洋乃“有史來最光焰之時代”，為什么“鄭和之后，竟無第二之鄭和”？二是李約瑟之問：為什么近現代科技與工業文明，沒有誕生在當時世界科技與經濟最發達的中國？三是黃炎培之問：如何找到一條新路，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

　　三個問題，分別指向了經濟、文化、政治的不同維度，但也有一個共同的內涵：在傳統與現代、民族與世界的沖突與對撞中，中國人該如何建設自己的未來世界？而在奔向現代化的道路上，把人解放出來，始終是中國發展的時代聲音。

　　30多年前的中國，“我國廣大的知識分子，包括從舊社會過來的老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讓知識分子從政治上得到了解放。一群三次方的人，走出科學城，把知識用于生產。他們有著科學家縝密的思維，有能力在互相矛盾的現象和觀念中發現新的秩序；他們有企業家善于經營與決策的頭腦，富有創造力的自我意識引導他們拓展新的領域；他們有政治家審時度勢的機智和剛柔兼備的應變能力。鐵幕般的計劃經濟，由此撕開了一個再也縫合不上的口子。

　　權利就像是水滴，一旦下滲，就會開始沿著平面蔓延。從修訂《科技成果轉化法》，到印發《實施<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若干規定》，再到近日發布《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行動方案》，我國意在掙脫“國有資產流失”的鎖鏈，讓創新創業者貢獻有回報、權益有保護。從國家到地方，各項改革風起云涌。日前，成都在科技成果使用權、處置權和收益分配權“三權改革”的基礎上，率先在我國推行所有權改革，為中國未來的改革探索新路。

　　唯改革者進，唯創新者強，唯改革創新者勝。在全國科技創新大會上，習近平給科學定義的“三性”（科學研究靈感瞬間性、方式隨意性、路徑不確定性），道出了科學的本真；給科學家的“三權”（讓領銜科技專家“有更大的技術路線決策權、更大的經費支配權、更大的資源調動權”），喊出了人們的心聲。

　　人的解放，正是中國全面進入創新時代的關鍵環節。

　　在中國這個擁有13億人口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里，政府推行“權力清單”，意在把任性的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打通簡政放權的“堵點”“通點”，意在讓企業和百姓從中得到“獲得感”。一“管”一“放”，刮骨療毒，憑借改革創新的東風，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掀起一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浪潮。

　　實行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的分配政策，從“小眾創新”到“小眾創新”和“大眾創新”有機結合，這些重大改革，不僅關乎物質財富的積累、制度模式的創新，更關乎中華文化的弘揚、價值體系的重塑；不僅會書寫舉世矚目的“中國故事”，更將鑄造激動人心的“中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