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只是從實證主義和解釋學的爭論出發探討了一些相關的重要問題,例如結構主義所關注的實在論問題,批判理論所關注的規范性問題等都沒有涉及。但可以指出的是,假定一個無法被經驗到的結構實體并不能為社會科學的研究增加實質性的思想,相反它更可能只是一種無視現實的關系性的形而上學的虛構。福柯、布迪厄等當代理論家在結構問題上都采取了關系的取向,實在論將社會歷史性的關系加以絕對化和固定化的做法與現實相去甚遠(27)。此外規范性的問題無疑是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這里特指批判意義上的規范性,盡管我們的研究已經表明理論的描述和解釋同樣具有價值的立場,只不過更加隱蔽而已),但實證主義的客觀主義和自然主義態度使之放棄了社會科學的批判任務,而解釋學的主觀主義取向則往往導致其對于壓迫性的社會力量缺乏有效的反思。實證主義和解釋學的方法論爭論并沒有將社會批判作為一個主要的議題,因此,一種批判的精神對于我們的方法論研究無疑是十分重要的補充,它表明當我們回答了是什么和為什么之后,一種在前者的基礎上通過理性的反思所獲得的應當怎樣的立場將有助于人類的自我改造和自我超越(當然我們永遠都不能將此種應當加以絕對化,而必須始終對其社會歷史性保持一種覺醒,始終保持對它的反思甚至質疑的態度),這無疑也是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一個重大差異所在。事實上,批判理論的規范性問題還涉及事實與價值的關系問題,我們在前文結合實證主義和解釋學的爭論討論了事實與價值問題的最基本的方面。批判理論不僅與解釋學一樣批評實證主義所宣稱的絕對客觀和價值中立,而且在這一問題上還提出了另一種對實證主義的批評,即那種所謂的純客觀的社會研究的立場并不可取(28)。貝爾特指出,人們對此可能給出兩種理由,其中積極的理由即我們前文提到的社會批判對于社會科學研究和人類自身的重要意義;而消極的理由則認為,實證主義的價值中立往往為社會中保守的價值服務,實證主義不僅服務于隱蔽地支配著它的那種保守的價值立場,而且還以排除批判的方式變成了一種社會的保守力量(29)。

　　最后應當指出的是,我們的研究已經表明一切認識都有其不言而喻的先入之見,從而也就有其不可徹底排除的社會歷史的局限性,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將放棄對客觀性的追求,這當然不是自相矛盾地宣稱可以獲得絕對的客觀性,而是體現了一種力求超越自身局限性的有限理性的態度。當我們試圖解釋社會現實的時候,客觀性作為一種也許永遠都無法徹底實現的理想總在指引著我們,我們應當不斷地去反思自身社會歷史性的先入之見,由此將那些危害人們有限理性的因素從我們的思想中最大限度地排除出去,盡管這一過程將永無止境。

　　注釋:

　　①王太慶:《笛卡爾生平及其哲學》,載笛卡爾《談談方法》,王太慶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xv頁。

　　②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176頁;Heidegger,Being and Time,trans.by John Macquarrie and Edward Robinson,SCM Press Ltd.,p.192.

　　③海德格爾的認識論立場無疑是主觀主義和先驗論的,盡管海德格爾思想中的主體概念并不意指絕對主體(海德格爾對笛卡爾的主體概念始終持批判的態度),而是意指由存在所決定的有限的主體(海德格爾對笛卡爾的主體主義的接受是十分隱蔽的,他更多吸收了笛卡爾的主體主義的精神氣質而不是具體觀點,這充分地體現在海德格爾對存在的思考始終采取的是一種具有先驗論色彩的人類主義視角——即便他后期對存在之優先性的突出強調在根本上也沒有背離主體主義);而他的存在的先驗論所意味的也不是先驗的絕對存在,而是先驗的可能性的存在(在歷史中不斷在場化的存在),此種先驗論突出地呈現了海德格爾哲學的形而上學殘余。在這些方面,另一位重要的哲學解釋學家伽達默爾與海德格爾無疑是十分接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