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證主義者僅僅滿足于研究那些可以被直接觀察到的社會現(xiàn)象,忽視或無視社會行動中所蘊含的復雜多樣的社會歷史意義,這些意義是難以甚至無法通過自然科學式的觀察和測量來直接獲取的,于是實證主義者為我們所描繪的社會世界往往只是一個充斥著各種數(shù)據(jù)和指標的表象化的世界,真正賦予這一切以意義的人類的精神世界卻在一定程度上被行動和言談的外在表象所遮蔽了。解釋學提醒我們那個可以被量化和測量的世界其實質(zhì)不過是一個意義世界的表象,不了解行動的意義我們就無法真正闡明人類的社會行動和社會生活,正是復雜而不確定的社會歷史性的意義構(gòu)成了社會生活的豐富內(nèi)涵。我們并不打算幼稚地宣稱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區(qū)別在于社會世界是非決定論的而自然世界是決定論的,或社會科學的知識是非決定論的而自然科學的知識是決定論的,我們此前的研究已經(jīng)指出,即便是自然世界和自然科學也并不遵循決定論的邏輯。我們也不會荒謬地認為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差異在于前者適合于主觀主義式的理解而后者適合于客觀主義式的說明,雖然理解的方法并不適用于自然科學,但是從認識論的角度來說,我們的研究已經(jīng)表明,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都僅僅是笛卡爾主義的虛構(gòu),認識活動并不是絕對的客觀和完全的主觀之間的非此即彼,理解并不只是主觀的,說明也并不只是客觀的,我們對于主客觀二元論的克服已經(jīng)展現(xiàn)了一種更具建設性的認識論思路。盡管不可否認的是,人們的確可以發(fā)現(xiàn),在自然科學領域中通過簡化和還原的人為操作所得到的那些所謂的機械論和決定論的法則,比在社會科學中以同樣的方式所得到的法則在預測方面要有效得多,但這只是因為人類行動者的反思性和能動性所帶來的社會世界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如實踐的模糊性問題(24),研究對象對研究本身采取策略的問題,研究結(jié)果改變研究對象的問題(25),等等)以及人類社會歷史的多樣性和多變性,這使得社會科學家無法像自然科學家那樣獲取具有相對較高的普遍有效性的知識,這充分表明了人類社會與自然世界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與此同時,正如我們在上文所指出的,即便是排除了決定論幻覺的或然性的規(guī)則,在社會科學中的意義也不同于在自然科學中的意義。這進一步表明,同樣是非決定論的世界,同樣存在著認識者的社會歷史局限性(26),但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所面臨的處境的確有著重大的差異。自然世界的非決定論特征的確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支持一種具有較高普遍效力的統(tǒng)計規(guī)律性,但對社會科學家而言,作為研究對象的社會世界所具有的復雜性和多變性則取消了自然科學意義上的統(tǒng)計規(guī)律性的可能性。因此不應當像某些人所認為的那樣將社會科學對或然性知識概括能力的不足視為社會科學不成熟的表現(xiàn),進而貶低社會科學的學科價值,甚至否認社會科學具有理論的意義。事實上,這只不過是一種將自然科學的標準強加于社會科學的自然主義的錯誤。社會世界的現(xiàn)實狀況要求社會科學家的歸納研究必須包含理解的態(tài)度,基于理解的歸納并不能夠獲得自然科學知識那種相對較高的普遍有效性(不是絕對的普遍有效性),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自身的特性所決定的。社會科學知識的價值并不在于是否能夠像自然科學知識那樣進行相對精確的預測,而是在于盡可能有效地去理解我們自身,它對因果法則的追求正是為了盡可能地提升其理解的效力,當然,社會科學知識的價值并不止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