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何解決理解和規律的對立的問題上,韋伯從社會學的角度給出了一種頗具啟發性的做法(這當然是在拋棄了韋伯的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前提下)。他認為基于理解的解釋應當是因果解釋,這需要滿足兩種充分性,即意義的充分性(也就是說社會學所研究的社會行動的意義必須是合乎常規的,而不是一些按照習慣性的思維和情感模式難以去理解的特例(17))和因果的充分性(即行動的發生合乎或然性的因果規則(18))。韋伯認為,沒有意義充分性的統計的一致性是不能構成社會學概括的,反之,主觀可理解的行動的合理過程如果沒有因果充分性,則不能構成經驗過程的社會學類型(19)。韋伯對理解和歸納的綜合,的確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有益的借鑒,社會學乃至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既應當是可以理解的,同時也應當是具有因果價值的。我們并不否認獨特的個案研究的啟發性意義對于社會科學研究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但社會科學不應當僅僅停留于此。不可否認的是,韋伯依然主張文化科學的對象是歷史的個別事件,其目的是對文化現象的意義從何而來給出一種特殊的因果解釋。在韋伯看來,普遍的因果解釋并不能夠告訴我們關于個別事實的因果解釋究竟是如何可能的,它充其量只是手段而非目的(20)。此外韋伯對因果規則的或然性的強調也打破了實證主義的決定論的幻覺,社會科學的因果法則必須是可理解的或然性的法則。值得注意的是,此種或然性法則的效力并不等同于諸如統計物理學的或然性法則的效力,事實上,它們之間有著根本的差異。正如麥金泰爾所指出的:“我們稱社會科學的普遍概括是或然性的,絲毫沒有說明它們的地位,因為它們不同于統計力學的普遍概括(21)。正如它們不同于牛頓力學和氣體定律方程式那類普遍概括一樣。”(22)社會科學并不能拋棄歸納的因果訴求,社會科學的知識必須追求屬于它自身的那種因果解釋力,此種因果解釋力不能脫離對社會現實的社會歷史意義的深入理解而存在,并且必須像任何一種因果解釋力一樣對自身的社會歷史的局限性保持一種持久的覺醒,否則它就只能淪為一些自以為是的抽象命題的產物,淪為一些不知其所以然的精巧的研究設計的結果,并對社會現實保持一種客觀主義式的冷漠與麻木。

　　四、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

　　以上研究表明,社會科學并不排斥自然科學的歸納程序,它同樣也需要探究因果的法則,這是社會科學知識合法性的必要條件之一。但有所不同的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是充滿了意義的人類社會生活,而不是自然科學家所面對的事物和有機體,理解的不可或缺表明了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重大差異。實證主義者從自然主義的立場出發,試圖用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來探究社會現象的做法顯然存在著很大的缺陷,這種試圖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化的做法只能導致社會科學無視自身對象的特殊性,從而使社會科學的知識在面對現實的時候捉襟見肘(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