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鄭 震

　　內(nèi)容提要: 實證主義和解釋學的方法論爭論揭示了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事實與價值、理解與規(guī)律、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關系等一系列重大的方法論問題,由此,應采用一種超越實證主義和解釋學的方法論立場,反對主觀與客觀的二元論,反對實證主義對事實與價值的區(qū)分,社會科學的知識應當是具有社會歷史性的基于理解的或然性的因果規(guī)則,社會科學盡管并不拒斥自然科學的歸納方法,但它與自然科學依然有著重大的差異。

　　關 鍵 詞:社會科學的方法論/實證主義/解釋學　

　　實證主義與解釋學的方法論爭論由來已久,這一爭論構成了社會科學方法論領域的重要事件。雖然實證主義和解釋學并非兩個各自完全統(tǒng)一的整體,它們各自的內(nèi)部依然存在不同的取向和聲音,不過此種歷史的多樣性并不妨礙我們關注兩者之間最具影響力的主要爭論,甚至在韋伯的理想類型(ideal type)的意義上為這些取向勾勒出一些普遍存在的基本對立(在實際的情況中不同的方法論立場完全可能在同一研究者那里彼此交匯,從而呈現(xiàn)出不同程度的混合、妥協(xié)乃至變樣的狀態(tài))。以下我們將從客觀主義和主觀主義之爭、事實與價值的關系之爭、理解(understanding)與因果說明之爭,以及社會科學的學科屬性之爭四個方面展開討論。不難看出,這些方面彼此之間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從而在實質(zhì)上構成了一個爭論的整體。我們試圖通過揭示這一爭論整體所包含的主要矛盾與偏見,來尋求一種超越的道路。

　　一、認識論的主客觀二元論

　　在近現(xiàn)代的意義上,認識論上的主客觀二元論無疑濫觴于笛卡爾的二元論思維模式。笛卡爾所倡導的以科學理性來認識機械的客觀世界的主張為后來實證主義所標榜的客觀主義的認識論立場奠定了基礎(盡管笛卡爾的認識論因為訴諸理性的天賦觀念而帶有先驗論和唯心論的色彩①)。而深受笛卡爾二元論思想和經(jīng)驗主義懷疑論傾向影響的康德的哲學人類學則為解釋學的主觀主義認識論立場確立了一個重要的坐標。盡管如此,試圖在這些早期的濫觴中尋找20世紀實證主義和解釋學的認識論爭論的具體觀點的做法顯然并不妥當,然而其中所蘊含的精神在我們所探討的問題中依然以各種方式發(fā)揮著不可否認的作用。

　　我們即將探討的實證主義和解釋學在認識論立場上的爭論為我們超越主客觀二元論提供了一個有利的契機,因為正是此種爭論為我們揭示了客觀主義和主觀主義各自所存在的問題和偏見,使我們可以從這些問題入手去追問事情本身更接近一種怎樣的圖景。應當肯定的是,解釋學之所以能夠在社會科學的方法論領域中形成對實證主義強有力的挑戰(zhàn),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解釋學揭露了實證主義的諸多弊病,并針對這些弊端發(fā)展出自身獨特并頗有教益的觀點,其中之一就是強調(diào)認識活動有其不可徹底消除的先入之見(assumption)。海德格爾寫道:“任何解釋工作中都存在著這樣一種先入之見,它是作為隨著解釋就已經(jīng)‘理所當然的’東西被先行給出的,也就是說,是作為在我們的先行具有、先行視見和先行掌握中被先行給出的東西?！雹谶@一先行給出的先入之見強調(diào)了解釋(interpretation)所具有的不可徹底消除的前提,這是由人的存在的局限性所決定的。無論海德格爾以及他的后繼者伽達默爾等人如何具體地去理解這里的先入之見③,總之這一論斷(它暗示了著名的“解釋學的循環(huán)”)是對實證主義的客觀主義立場的毀滅性一擊,它徹底打破了客觀主義無前提的幻覺,使人們得以正視我們自身存在的不可徹底消除的歷史性和局限性。但解釋學的立場在有力地擊碎了客觀主義的夢幻的同時,卻矯枉過正地落入主觀主義的取向之中。海德格爾與伽達默爾那充滿神秘主義色彩的語言本體論充分揭示了他們思想中的人類主義傾向,其思想中的先驗論殘余則使他們無法看到理解并不是對存在的先驗可能性的領會,而是一種排除了任何先驗論傾向的由人類的實踐所生產(chǎn)和再生產(chǎn)的社會歷史性現(xiàn)象。此種歷史性與海德格爾等人所談論的此在存在的歷史性無疑有著重大的區(qū)別,后者所謂的歷史性不過是意指存在的先驗可能性是不可窮盡的,存在總是在歷史之中不斷地在場化著。不過在社會科學領域中,解釋學的影響要早于海德格爾與伽達默爾對解釋學的重要發(fā)展,就社會學而言,受到狄爾泰等人影響的韋伯的解釋社會學即是一例。主觀理解的重要性和先入之見的不可徹底排除性這兩個重要的解釋學立場不同程度地在韋伯的思想中有所呈現(xiàn)。但正如韋伯對價值中立的有條件的主張所表明的,反實證主義的解釋學的精髓并沒有被他的解釋社會學徹底堅持,韋伯對實證主義的部分妥協(xié)使其解釋社會學失去了方法論爭論的典型價值。在以下的討論中我們更加樂于使用海德格爾和伽達默爾的解釋學觀點來展開研究,他們的觀點不僅更加系統(tǒng)和深入,而且與在理解問題上過分強調(diào)行動者的主觀動機的韋伯相比,他們的“理解”概念對反思性和對象化的意識層面的拒斥使之具有更加廣泛的影響,當代社會理論熱衷于在無意識層面探討理解問題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他們的啟發(f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