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我們可以回到本文開始時提出的問題,如果說制度制約了權力和利益在正式組織方面的分配的話,行動倫理則制約了權力和利益在非正式社會關系網絡中的分配。也就是說,那些由親戚、朋友、圈子、派系等組成的關系網絡并非只是個人化的利益網絡,同時也受到一些行動倫理的影響,即連接人際關系的精神紐帶的影響。這些行動倫理與正式的制度、規則以及科層制的精神很不相同,這是導致我們的政府行為研究脫離實際的深層原因。所以,要認識非正式關系的性質,就需要認識清楚這些關系之上的倫理。它們在現實中非常復雜,當前對這些非正式關系性質的經驗研究,大多將其歸結為“面子”、“人情”、“關系”等概念,并將這些概念作為對這些關系的解釋。這當然不是解釋,只是一種概括和描述,要更加深入地認識這些概念所包含的內容尤其是背后的倫理,就需要引入歷史維度,因為這些概念及倫理扎根于中國本土的歷史傳統中。

　　與正式的制度和規則相比,這些行動倫理更加強調個人間的體貼照顧、人格化的忠誠義氣等,我們可以在歷史中找到這些倫理的源頭。由于這種倫理具有強烈的個人化、人格化的特征,所以個體的德性和修養就在“非正式”的社會關系中變得極為重要。一個通情達理、忠誠厚道的人與一個刻薄寡恩、唯利是圖的人在正式的組織制度分析中可能是沒有差別的,但是在社會關系網絡中的地位有著巨大的差別,也對其所在的差序結構的緊密程度有著重要的影響。如果一個科層制組織經常借助“非正式”的社會關系網絡完成信息傳遞、激勵動員、政策執行等任務的話,這個關系網絡中的關鍵人物的德性就會非常重要。我們至此就可以理解《官箴書》中的道德訓誡之所以對于官僚體制是必不可少的,就是因為這些倫理要求構成了傳統官僚制運行的關鍵要素,也代表了傳統官僚制的精神氣質。從官僚制研究來探索社會學的歷史維度,一方面是通過經驗研究將官員行為中的行動規范和倫理因素提煉出來,另一方面在中國傳統的社會思想中找到其依據和源頭。這是為了達成對行動者行動意義的深入理解。只有去深入理解行動的意義脈絡,才能理解行動。而這個意義脈絡是不絕如縷,需要一直往前不斷地追溯。

　　這種歷史維度區別于兩種學術界比較流行的“歷史”態度。一種是將與現代社會或者要建設成的現代社會不相容的因素歸結為中國人的劣根性,歷史研究是為了證明這種劣根性古已有之。另一種是將與現代社會不相容的因素歸結為傳統社會或者農耕社會的殘留物或遺跡,隨著歷史的發展會被逐步清除掉。這兩種態度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一種“反歷史”的取向,是預先假設了一種“超歷史”的標準,然后居高臨下地審視歷史。這些態度使我們很容易忽視當下正在起作用的“非正式”的社會因素。事實上,社會學研究面對的重大問題不是如何清除這些社會因素,而是如何理解這些社會因素。我們如果將這些因素上升到行動倫理的高度,就會發現,它們之所以難以消除,是因為這些因素與傳統社會中的核心價值即“仁”“義”觀念密切聯系在一起。(14)

　　這些行動倫理不但在現代社會難以完全實現,即使在傳統社會也更多的是一種獲得認同但卻沒有能夠完全付諸實踐的理想。理想不能實現,不等于不能影響現實,理想正是以一種不能實現的方式影響現實社會的。所以,要認識這些理想,需要從它不能實現的部分展開,這些部分正是與我們今天批評的劣根性、殘留物緊密聯系在一起。古人云:“人之過也,各于其黨。觀過斯知仁矣。”中國社會中比較普遍的狹隘自私的毛病是和講究愛有差等、親疏遠近的“仁”的理念聯系在一起的;比較普遍的不遵守規則、不重視制度的毛病是和人格化的忠誠和“義”聯系在一起的。可能真正的問題是在社會中如何使“仁義”之人更多、使自私散漫之人更少的問題,而不是完全拋掉傳統的仁義觀念,建立一個全新道德體系的問題。這是社會學研究應該具有歷史維度的最大意義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