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有的社會學研究傳統中,上述社會關系被看做是“非正式”的,這經常意味著它們是次要的、補充性的,甚至是落后的、干擾性的,在組織和制度的逐步健全和完善過程中會被逐漸清除掉的。但實際上,這正是當前社會學的政府行為研究有所欠缺的關鍵所在。例如,在關于政府間隱瞞行為的研究中,以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救荒行為為例,我們從正式的文件和材料中看不到省級政府行為間的巨大差異,只有從糧食購銷的數量變動上推測省級政府有無救災和隱瞞行為⑥,結果發現,政府對上隱瞞、對下救助是一種較為普遍的模式。但是,對于一個多級政府體制來說,這種判斷本身是有邏輯矛盾的:如果下級普遍對上級隱瞞的話,上級的對下救助有何依據?這種情況下,一些重要的信息會通過“非正式”的渠道進入上級政府救助行為的正式決策考慮之中,并會成為關鍵性因素,但很少會出現在政府的正式文件和會議中。再例如,在對項目制的研究中,我們看到了各種對項目申請、項目管理、資金使用和審計監督的研究,更加重要的是對項目制度中的關鍵一步,即為什么要申請這個項目、誰來申請這個項目也有了一些實質性的研究進展。有研究揭示了項目申請和實施中的“打包”行為⑦,更有研究揭示出甚至在“打包”之前基層政府上下級之間有過一些“非正式”的溝通、交流行為,在被研究的案例中稱為“撮合”過程⑧。這個過程雖然是“非正式”的,但是對于決策來說是最為重要的過程。因為缺少“正式”的儀式性約束,上下級之間、下級政府之間的溝通和信息交流可能更為充分,各種社會關系也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這決定了項目申請和實施的整體思路,在保證項目切合地方實際、實現項目的目標方面比那些正式過程更加重要和必不可少。

　　當前的社會學研究也普遍注意到了這些“非正式”社會關系的重要性,但是在分析和討論它們時,經常存在一種還原論的危險,即把這些關系和關系網絡看成行動者的權力和利益的交換網絡。這樣一來,政府中實際上就存在著兩套并行的權力—利益網絡:一套是正式的制度安排,由于帶有正式性和公共性,所以其中的權力和利益交換可以受到各種規范的制約,使得這些交換更加偏向于“公共”目標,是一種“公共”行為;另外一套則是非正式的社會關系,是以個人關系網絡為中心的權力和利益交換體系,更不容易受到規范、制度和法律的制約,因此經常用來滿足個人的或者私欲驅使的權力和利益要求。在這種思路之下,許多社會學研究就變成了批判私人的、不正當的個人關系對正式制度的侵蝕,或者是致力于通過實地研究去揭露正式的制度實際上是建立在非正式社會關系之上的海市蜃樓。⑨這種還原論導致的研究困境是極為明顯的:一方面社會學的研究發現了非正式關系的強大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存在,另一方面又將其看做是受到更少約束的權力和利益的私人表達,是一種與正式關系相比更加缺少正當性的關系。一種缺少正當性的關系何以是必不可少的?或者說,我們在研究中不斷地發現所謂“關系”是重要的時候,同時又是在不斷地證明這些關系是應該被公共的、正式的關系所替代或消除掉的。實際上,當我們將非正式社會關系完全看做是權力—利益交換網絡的時候,已經預設了它的不正當性。其次,如果我們只是用權力—利益網絡來理解這種非正式關系的話,最終仍然會用技術化手段來處理這些關系,比如我們可以用人際網絡模型而不是組織架構模型來討論“信息不對稱”的問題。還原論的思路會引導我們順著一條看上去不同的路重新回到問題的起點。

　　如果我們要擺脫這種思路,就必須去正面討論這些所謂“非正式”社會關系的性質。事實上,如果這些關系是完全以權力和利益交換為內容,以個人私欲為主導,那么去除或者代替它們只是一個制度建設、監督和執行的問題。但是如果這些關系在社會的意義上仍然具有一些正當性,那問題就更加復雜一些,因為這些關系中內含的正當性來自于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