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繁多的文學圖像。在數量浩繁、載體豐富的漢代圖像中,歷史人物圖像、神話圖像與文學的關系最為密切,這兩種圖像所包孕的故事均可以從先秦兩漢的文獻中找到記載,它們是典型的文學圖像。以畫像石為例,在各大分布區中均可以找到數量可觀的文學圖像。比如神話圖像,有西王母圖、后羿射十日圖、嫦娥奔月圖、伏羲圖、女媧圖、常羲圖、羲和圖、東王公圖、牛郎織女圖等②。再如歷史人物圖像,有帝王將相圖、忠臣孝子圖、義士列女圖,包括伏羲、女媧、祝融、神農、皇帝、顓頊、帝嚳、堯、舜、禹、夏桀、周公、老子、孔子、藺相如、閔子騫、邢渠、荊軻、專諸、聶政等歷史人物。漢代文學圖像的數量和涵蓋的內容均遠遠超過先秦時期和魏晉南北朝時期,是當之無愧的圖像時代。

　　第二,獨特的文圖結合構圖方式。漢代文學圖像中文圖結合的構圖方式也比較獨特,集中體現在1966年山西大同石家寨司馬金龍墓出土的一架北魏木質漆畫屏風上。在保存較為完好的五塊屏風上,繪有列女、孝子、高人、逸士的故事,其側還有榜題或題記,如有舜二妃、周室三母、魯師春母、班姬辭輦、孝子李充、啟母涂山、魯之國師、孫叔敖、魯義姑姊、孫叔敖母、衛靈夫人、齊田稷母等。結合屏風圖像與文字分析,該架屏風上存在兩種文圖結合的方式,一種是榜題加圖像,比較典型的圖像是“有舜二妃”“啟母涂山”“魯義姑姊”等;另一種是榜題、題記加圖像,典型的有“周室三母”“班姬辭輦”等,二者的區別在于后者多了一些字數不等的題記,其文字論述的部分更加充分。其中榜題加圖像的構圖方式為不少漢代文學圖像所采用,最典型的就是山東嘉祥的武梁祠畫像,其帝王、賢臣、列女、孝子等歷史圖像旁均有一段榜題,或僅說明人物的身份,或既說明人物信息又表現人物的行為品德。前者以列女圖像為代表,后者以古帝王圖像為代表。除此之外,內蒙古和林格爾漢墓壁畫上的歷史人物圖像同樣以榜題加圖像的方式構圖。這樣的方式使信息的傳遞更精確,更重要的是使圖像所蘊藏的道德因素得以彰顯。這樣的構圖方式對后世的人物畫產生了直接影響,最典型的便是西晉顧愷之的《列女仁智圖》和《女史箴圖》,均采取文圖結合的構圖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