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程度和關心的確定必定是社會性的，也就是說，是要借助對關系預測的獲得感興趣的人們之間的協商過程，這些人會對這種預測的強度和可靠性進行評估。符合并不是一種在表征和表征對象之間的語境獨立的關系，而是相對于語境，并且相對于共同體通過信息希望達到的目標。

　　這個問題和科學哲學有什么關系？我相信有兩種表面上相當不同類型的公共后果，它們和更為一般的在智力和社會方面所參與的共同體有關系。第一種是與對科學和它的認知權威的公共理解有關。普通大眾中有許多人具有來源于法律標準“無可置疑原則”的關于證據的概念，這暗示了一種決定性的確定。在關于不完全決定性問題的范疇的和統計的表征方面，科學證據是不足的。然而，科學探究是我們所擁有的生成和評估關于經驗世界的表征的最佳方式，這些表征將指導政策和干預。承認法律標準并不適用于對科學證據的評估是很重要的，并且，這種評估通常需要對統計和概率的判斷以及證據相關性歸屬其中的構成語境的背景假設做出評價。我相信，對科學推理的這種特征的更為普遍的評價將會有利于關于公共相關科學(publicly relevant science)的公共爭論的特征方面的進步。

　　第二種與對不同視角的科學交流(scientific exchange of perspectives)的不恰當的拒斥有關，這些觀點要么挑戰、要么不符合在科學中具有支配地位或占優勢的進路。我在以前的著作中曾論證，對主流科學共同體關于種族與性別的假設的忽視，容易引起對反映非優勢地位的社會群體的觀點的排斥或忽視。更進一步，人類學家和經濟發展理論學者——例如，路易斯·福特曼(Louise Fortmann)論證了，在許多案例中，本土文化的知識被拒絕，取而代之的是由西方/北方半球的科學所產生的進路。然而，有許多實例，在這些實例中本土知識比那些外來輸入的科學所產生的解決方案提供了更為有效和持久的解決方案的基礎。本土的、地方的知識與特定地區的特性更為協調，而國際發展專家可能假定了一種當地并不存在的統一性。針對背景假設的評估，數據被搜集和解釋，存在這樣的假設的確將有助于在東西半球、南北半球的發展專家與他們希望幫助的人群之間產生更加富有成效的交流。

　　總而言之，不完全決定性是科學探究的真正特征。它并不是和對理論的創造性調整或者對相同的形式主義的多重解釋有關系，而是和我們的數據的特征有關系，這些特征和我們希望數據能對其予以支持的關于自然和社會的主張有關。我們作為科學哲學家的任務就是去理解，科學共同體如何運作以最小化由不完全決定性帶來的針對可靠性的威脅，以及以能清楚表達規范的方式發展我們的科學認識論——這些規范可應用于該共同體實踐。即使面對新形式的不完全決定性，關于知識的社會解釋也有資源來完成這兩個任務。

　　①Larry Landan and Jarrett Leplin,"Empirical Equivalence and Underdetermination",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88,pp.449-472.

　　②引自Helen Longino,Studing Human Behavior,Chicago,IL:Chicago University,2013。

　　③這可能包括如下考察：比如簡單性，以及包括諸如適用性的考察、在相關領域中與當前理論的協調，等等。

　　④Johannes Lenhard and Eric Winsberg,"Holism,Entrenchment,and the Future of Climate Model Pluralism",i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Modern Physics 41,2010,pp.253-262; Wendy Parker,"Predicting Weather and Climate:Uncertainty,Ensembles,and Probabiltiy",in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Modern Physics 41,pp.263-272.

　　⑤Helen Longino,Science as Social Knowledge,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 Helen Longino,The Fate of Knowledge,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

　　⑥Helen Longino,The Fate of Knowledg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