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功利主義人性論顛倒了存在秩序，它把利己的個人主義，即資產階級的狹隘的、歷史性生成的自私的功利性，視為抽象的永恒不變的普遍人性，因而扭曲了人性，解釋不了復雜的社會生活。人是自然的產物，而非相反，相應的，是生活決定意識，而不是意識決定生活。一方面，人的自然生命決定了他必須進行物質生產以獲得生活必需品。就社會條件而言，人不是施蒂納所說的“唯一者”，不是在歷史上單獨行動的個體，“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他被各種經濟關系、政治關系、階級關系、家庭關系、法律關系等關系網絡所決定，當然，他在接受各種舊關系規定的同時，也創造著新關系。另一方面，人不能用意識完全把外部世界囊括其中，然后按照自己的主觀意愿進行操控。“要從費爾巴哈的抽象的人轉到現實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須把這些人作為在歷史行動中的人去考察。”(《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1頁。)人的意識并不外在于自然和歷史的發展過程，更不是由哲學家們帶入世界的。雖然人有作為主體的認識能力，但人的意識和意志在認識過程中并不起決定性作用。此外，人的意識也不能像一面鏡子那樣一覽無余地映射外部世界。人的意識只能用抽象的方式把握世界，而抽象總是有局限的，無論它多么希望去覆蓋一切，總還是有超出它覆蓋范圍的事物不斷涌現。孔多塞、圣西門、孔德等人的精英指導歷史模式之所以失敗，與其抽象的人性假定不無關系，功利主義者威廉·古德溫的無政府主義的共產主義模式也同樣如此。

　　其次，功利主義人性論曲解了人性中的自然因素，其狹隘的功利原則難免會帶來負面作用。作為生命體的人從廣義上說也是一種驅力性自然存在，但由于被文化所遮蔽，人往往并不了解自身所承載的自然力量。其實，功利主義需求中也同樣有自然力量在發揮作用，如果人對自身的自然心理、權力追求無反思，那么他的理性就可能會扭曲為非理性，陷入固執妄見而又不自知的狀態。比如，資產階級理性是通過否定舊秩序而建立起自己秩序的，一旦建立起來，它的理性就不僅僅限于推動社會發展，而是幻化為維護自身利益永恒存在和發展的權力欲望，并視為一種“天賦權力”。又如，功利主義人性論以自然本能為理由，而推崇性解放，然而，一旦把所謂的性快感加以夸大，賦予其獨立的價值，就會帶來追求低級趣味的不良社會風尚。

　　復次，在批判功利主義人性基礎的過程中，塞耶斯試圖把康德的“自在之物”納入自己的思考中，并給予其新的內涵和解釋。在他看來，“自在之物”這一概念不應該被當成消極的概念而拋棄，而應該被當成一個積極的限制性概念，“自在之物”不是先驗范疇，“在經驗之先”仍然是經驗范疇。自在之物這一概念之所以有必要重新納入當代哲學的思考中，是因為只有承認人自身的認識論和本體論局限，把這個局限當作一個前提條件，才能把歷史唯物主義貫徹到底，才能得出對世界和人性的正確認知，才能一以貫之地堅持“人性是歷史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