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單位組織在基層社會政治結構中的秩序整合功能日益弱化,“社區制”(華偉,2000)成為了變革我國城市基層社會管理體制的選擇。這一變遷過程意味著城市基層空間中街居制向“三層多元結構”的拓展,即“一是‘兩級政府、三級管理’新體制注重行政管理重心下移;二是‘以塊為主、條塊結合’新體制注重理順綜合管理與專業的功能職責;三是‘政事分離、政社分離’新舉措注重轉變政府職能和培育社會組織”(徐中振、李友梅等,2003:48)。然而有意思的是,對于當代中國城市基層社會管理體制的這一重要變革及其所體現的國家與社會關系變遷,學術界卻產生了不同的理解。這些觀點大致可以分成以下三派:

　　其中一派學者強調城市基層空間中社會、市場等非國家力量的興起。他們普遍認為,經濟體制改革尤其是住房產權私有化激發了城市居民的權利意識,并使其具有了自我組織和參與社區管理的動力。如李駿(2009)發現在新型商品房小區,住房產權對政治積極性具有明顯促進作用,且居民個體內在的政治積極性在社區層次上和地方層次上具有緊密一致性。在這一派學者看來,隨著房屋產權制度改革而出現的居民自治組織——業主委員會,具備了公民社會的初步特征,是“住宅社區的公共領域”(夏建中,2003)。同時出現在社區的市場化服務組織——物業公司,亦在運作中“擺脫國家一元控制和全權性操縱的局面,發展成為一個具有市民社會性質的新公共空間”(張磊、劉麗敏,2005)。此外,敬乂嘉和劉春榮(2007)發現,通過由政府主導的選舉對社區自治組織進行賦權,居委會直選實現了社區權力的讓渡和建構,從而激發社區認同、促進公眾參與、構建以居委會為核心的集中型的基層民主治理網絡。因此,社區制的實施預示著“公民社會在草根社區中崛起”(王穎,2006)。另一派學者則強調城市基層社會管理體制變遷過程中國家行政權力的延續與重構。通過社區建設,政府試圖理順街居管理體制中條塊關系,健全和完善基層行政管理組織構架;同時國家權力得以向基層社會滲透,從而實現自身合法性與權威重建。如彭勃從基本空間形態的角度判斷中國城市基層體制變革中“國家的努力目標是重新回到社會,占領社會空間的領導地位”(彭勃,2006)。Read(2000)認為,新體制下的居民委員會仍然被設計成為城市政府與市民之間的個人聯結通道;它利用社區社會關系來替國家完成各種任務,同時也幫助居民解決日常生活問題。而現實中有為數不少的業主自治組織,如業主委員會,其“成立和運作過程中都能看到開發商和物業公司(它們往往與國家具有某種聯系)以及政府組織的參與和廣泛影響……這稀釋了業主利益的表達并將其參與轉移進小心設計和可控的管道之內”(Read,2003)。也就是說,在新的城市基層社會管理體制中,國家深嵌入市場、社會的利益關系重構過程這一點并沒有改變,社區亦只是“為了解決單位制解體后城市社會整合與社會控制問題的自上而下建構起來的國家治理單元,而不是一個可以促進公共領域形成或市民社會發育的地域社會生活共同體”(楊敏,2007)。變化的只是國家在基層社會的角色、行動軌跡和行動策略。正如王漢生和吳瑩(2011)所言,以商品房小區這樣的新型城市基層空間為基礎生成的“社會”并非“國家”的對立物,而是浸透著國家的身影和力量,盡管它們時而“看得見”,時而“看不見”。此外,還有一派學者采取的是一種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理論視角來透視當代我國城市基層社會管理體制的變遷。他們認為這是一個國家政權建設與社會自主性發育相結合的過程,只強調其中的一個面向是不夠的。如徐中振和徐珂(2004)通過對上海社區建設實踐的考察認為當前我國城市基層社會管理空間中同時并存著“黨的群眾工作系統、城市基層行政管理系統、社會生活服務系統和社區居民自治系統”,新的體制形成過程中“既有政府‘行政化主導’和‘行政性推動’的作用,也有‘社會化發育’和‘社區化參與’的作用”。朱健剛(1997)認為通過“社區行政建設”和權力的組織網絡從一疊走向三疊,“一方面城市基層的國家力量增強,行政力度加大,另一方面社會組織網絡也在政府扶持下不斷擴展,這同時也促進了社會自治空間的生長”。可以說,城市基層的權力格局中“傳統體制下行政‘命令式’的單向服從的關系模式正在向‘協商式’的雙向服從的關系方向轉變”(李友梅,2002),新的體制背后體現了“目前城市基層中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并非是斷裂的,也不是嵌入式的,而是呈現一種‘粘連’狀態”(桂勇,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