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學界一致認為,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城市社會逐漸建立和形成了以“單位制”為主,街(道)居(委會)制為輔的基層社會管理體制。由于這一時期大多數城市居民事實上生活在各種“單位”組織之中,街道和居委會只管理少量無單位的社會成員;因此,“單位制”實際上是這一時期我國城市基層社會管理體制的核心。單位組織的出現與我國當時再分配體制的形成密切相關。就其本質上來說,它是“一種統治的形式和工具”(李路路、李漢林,2000:8),是“將命令權力和財產權力結合起來的國家統治的一種組織化工具或手段”,甚至“其本身就是整個社會統治結構的一個組成部分”(李路路,2002)。華爾德(1996:95、 137、183)將單位組織的內部特征概括為:黨政合一制度、有原則的任人唯親制度和上下間施恩回報關系(patron-clientties)的體制。也有學者強調政治覺悟、思想品德等作為單位組織中資源分配原則的重要性,并因此將單位組織稱為是“德治性再分配體系內的制度化組織”(李猛、周飛舟、李康,1996)。作為國家正式體制的組成部分,單位組織兼具有經濟和政治功能,對維持社會秩序負有責任。“這促進了‘單位政治’的發展,使得單位成為一個充滿類似于公共領域中各類政治活動的場所。”(張靜,1998b:184)單位制就是以單位組織為基礎形式的社會管理體制和制度結構。“這個體制的基本內容是:一切微觀社會組織都是單位,控制和調節整個社會運轉的中樞系統由與黨的組織系統密切結合的行政組織構成”。因此,單位體制下“所有基層單位都表現為國家行政組織的延伸,整個社會的運轉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權力”(路風,1989)。同時,單位制也是一種“由單位這一實體所構成的社會調控體系”,其特征表現為:“單位被政黨和行政力量分割成若干個平行林立、呈‘傘狀結構’的調控領域,并依靠這種傘狀結構中的等級體制,實現了資源的有效配置和政策自上而下的貫通”(劉建軍,2000:48)。作為城市基層社會管理的核心單元,單位是國家的代理人,體現后者的意志與利益;同時在資源壟斷的前提下,社會成員只能通過單位渠道獲得所需資源,這又導致了他們對單位的高度依附。可以說,“國家—單位—社會(單位)成員”這一鏈條中自上而下的雙重控制與自下而上的雙重依附是以單位制為核心的城市基層社會管理體制最為顯著的特征。就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所面臨的特殊歷史背景而言,集權性的單位體制無疑有助于國家控制和調配社會資源,從而達到政治動員和經濟、社會發展的目的;但這一基層社會管理體制在客觀上也確實導致了社會成員的原子化,導致了社會自主性的完全喪失、甚至可以說被國家同構。

　　然而隨著中國改革進程的啟動,城市基層社會空間中的單位制也隨之發生了變化。通過對北京一家印刷企業的實證研究,楊美惠(Yang,1989)發現單位不僅具有了獨立于國家的利益訴求與滿足渠道;同時單位成員的個體權利意識也日益顯現,開始與單位討價還價。由于單位日益獨立于國家、個人日益獨立于單位, “國家—單位—社會(單位)成員”的雙重依附與雙重控制關系逐漸弱化、趨于消解。傳統單位制(尤其是在工業企業領域中)出現如下顯著變化,“如從外部化控制到內部化控制、從國家資源的社會化占有到單位化占有、從對國家的依賴到對單位的依賴,從而出現了向‘新單位制’演變的趨勢”(劉平、王漢生、張笑會,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