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研究導源于西方的歷史,決定了在這一綜合性的社會科學領域中,中國一開始必然是以‘他者’的面貌出現的。”(周曉虹,2010)“他者”,不僅意味著中國作為“客體”的研究地位;也意味著對中國的研究深受西方社會科學思維方式與理論范式的影響。此為“國家與社會”范式被引入當代中國研究不可忽視的學術背景。對于中國社會政治秩序的關注可以說是早期中國研究學者的全部理論興趣;而直至今天,對中國國家與社會關系的理解和詮釋仍然是這一研究領域的主流議題。

　　二戰結束之后,“極權主義”理論成為西方學者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之國家與社會關系的主流詮釋模式。該理論認為:這一時期中國社會政治秩序的特征是國家高度控制了私人和社會生活的每一個方面,在政治權力系統之外,個人和和團體都沒有決策的自由和權力,甚至國家之外就不可能存在獨立的團體;個體的原子化以及社會的無組織化使得社會不具備任何表達利益訴求和影響國家政策制定的能力。“西方學者主要通過‘極權主義’理論來觀察和解釋政治制度對經濟與社會領域的強力控制、意識形態如何影響了這一社會政治結構的形成與變遷以及該體制獲取社會成員的配合以實現系統目標等。”(Halpern,1993)“極權主義”理論的盛行與諸多因素有關,但如下兩個原因不可忽視:一是西方學者,尤其是美國學者對中國研究的早期關注深受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斗爭的影響;二是這一時期西方學者缺乏進入中國開展經驗研究的機會,大量經驗材料的獲得主要依靠的是官方公布的資料、報紙雜志以及海外移民的訪談等。這難免導致研究與現實之間產生偏差。事實上,這一框架從不缺少批評者。魏昂德(Walder,1985)就直言不諱地指出極權主義模式從出現的那一刻開始就是錯誤的,它不適用于描述社會主義社會任何階段里的社會關系。此外,“極權主義”理論還不能說明意識形態取向與政治經濟權力的相互作用方式,也難以解釋在中國基層社會當中廣泛存在的社會關系網絡與正式及非正式的關系組織在傳輸基層利益和整合基層社會當中起到了何種、甚至是關鍵性的作用。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西方學界對中國的研究范式出現了明顯變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從中國內部而言,是其自身歷史進程呈現出諸多“極權主義”理論所無法解釋的現象,如國家權力并非高度集中;社會也并非完全被國家權力宰制,基層社會中抵抗國家管轄的沖突從未中斷。而從西方學界自身而言,則是因為一場批判傳統政治學過于關注形式的制度研究、關心國家和法的問題的所謂“行為主義革命”。這場革命拋棄了政治的人性基礎、政治權力、政治權利、政治制度等宏大主題。“中國研究領域的學者們也將注意力從此前一般的、正式的政治制度和組織結構的分析轉向了特殊的、非正式的政治規則和利益群體的研究,最典型的就是對派性政治和非正式政治團體的研究。”(焦長權,2014)相較于“極權主義”,基于多元主義的“利益集團理論”(Skilling,1983)在這一時期更為流行。該理論模式認為社會中廣泛分布和存在的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沖突與協調構成社會政治秩序的主要來源;國家只是上述過程的背景,并不發揮主導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