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國家與社會”范式的政治性問題。作為近年來流行的理論范式,“國家與社會”分析框架一直被視為符合且體現了現代社會科學對于價值自由的根本追求以及不受知識生產領域之外各種要素影響的自主性特征。這種自主性訴求,尤其強調的是不受政治系統的控制。顯然,“國家與社會”的分析框架不僅從理論范式的角度,而且從知識生產的層面迎合了社會科學研究者對于國家干預之外的非政治領域的想象。這一“雙重隱喻”式的價值特征,亦可理解為是“國家與社會”范式流行的一個重要原因。然而正如前文所論及的那樣:市民社會理念的復興直至“國家與社會”范式的流行,與國家主義的熾盛以及國家對市民社會的滲透、侵吞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國家與社會”范式從一開始便暗含了知識領域的自由主義價值訴求。這種自由主義立場試圖從原初的“自然狀態”出發來理解現代的“社會”, 認為“社會”理應保持不受國家染指的自由領地,同時也相信“社會”在無外來干預的前提下足以形成某種自生自發的秩序。這樣一來,“‘國家與社會’范式以自主性社會科學研究的名義完成了以自由主義立場批判現實的政治任務”。(強世功,2003:10)它并沒有清除自身作為科學范式的政治性,而是另外一種政治性的理論表述,成為另外一種意識形態在知識領域的代言人。“由于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干擾,‘國家與社會’社會科學范式差不多變成了偽科學,因為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已經將國家與社會關系中的政治意識給悄悄地閹割了。”(強世功,2003:17)

　　再次, “國家”與“社會”的主體性問題。無論是從概念形式還是理論邏輯的角度而言,“國家與社會”范式中的“國家”與“社會”都被建構成相對獨立和彼此自主的范疇。換言之,“國家”與“社會”各自的主體性在某種程度上可謂是“國家與社會”范式成立的前提。從人類政治的歷史實踐與知識發展的過程來看,盡管“國家” 與“社會”從一開始便是相互影響和建構,但兩者各自的主體性卻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現代民族—國家的興起與發展最終導致了國家的“利維坦”化。現代化的歷史,也就成為了“國家”干預、滲透甚至是宰制“社會”的歷史;“社會”日益喪失其主體性,淪為政治實踐意義上“國家”的“對象化”附庸。毫不夸張地說,今天很難在經驗世界中找到不受“國家”影響的自主“社會”。傳統宗族村落、各類社會組織、現代市場網絡、社會自主空間等被學者們視為是“社會”的領域,無一例外地深受國家力量的干預和影響,體現的是國家有意或無意地治理社會的技術、策略與后果。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們在理論范式意義上卻看到了另外一幅光景。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為社會自生自發之秩序提供了充足的合法性來源,也為“國家與社會”范式中的“社會”提供了其主體性的價值基礎。政治實踐意義上“社會”主體性的缺失導致了知識領域對“國家主義”的無情批判。批判者們堅持認為“國家”的建立乃是基于自由契約原則,因此它理應成為“社會”的保護者、服務者,而不是侵入者和掠奪者。如此一來,“國家只是不同利益集團追逐各自利益的舞臺與背景”(Oi,1989:2),或者說被理論家們想象成了“社會”的背影。這不僅解構了“國家”的主體性,甚至有將“國家”變為“社會”附庸的嫌疑。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有學者提出“將國家帶回來”的口號(Peter Evans、Dietrich Rueschemeyer &Theda Skocpol,1985),即是對政治社會學研究中“國家”主體性弱化的理論反思。綜上所述,就主體性而言,“國家”與“社會”在人類政治實踐與社會科學范式這兩個不同的領域發展出截然相反的存在形態。科學范式往往是經驗和理論的綜合體,無法在此二者之間做出明確界分。所以我們有必要對“國家”與“社會”經由實踐與知識分割產生的主體性問題所導致的“國家與社會”范式的內在緊張時刻保持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