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城市基層空間中“國家”角色的多維性。無論是從近代以來國家與社會關系的現實演變,還是從當代政治社會學“國家與社會”范式的學術淵源來說,國家似乎都是站在社會的對立面,兩者是非此即彼、相互爭利的關系。這也是“國家與社會”很多時候被書寫成“國家vs.社會”所表達的理論內涵。可以說,國家強而社會弱,國家向社會滲透、社會反抗國家基本構成了“國家與社會”范式在當代科學傳統中的主要理論脈絡。因此,多數學者在通過“國家與社會”范式觀照當代中國基層政治秩序時,也普遍認為是國家強而社會弱的格局。即使國家有限放松對社會的控制,還是具備滲透甚至侵吞社會的能力。“利維坦”式的強勢國家已經成為了這一領域的思維定勢。然而,盡管不那么明顯,我們仍然需要注意在城市基層場域中“國家”角色的多維性。這種多維面向體現為:的確很多時候國家是在控制乃至侵吞著社會;但有的時候國家也會主動退出,賦予社會發育成長的空間;甚至還有的時候國家還會積極主動地通過迂回、妥協等方式尋求與社會的合作。只有認識到“國家”在基層所扮演的掠奪者、退縮者和合作者等多種角色,才能理解諸如“正式權力的非正式運作”(孫立平、郭于華,2000)的現象在我國基層社會廣泛存在的原因,以及此類現象又是如何影響了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形態。

　　第六,城市基層空間中“國家”與“社會”的聯結機制。在城市基層過于強調“國家vs.社會”的另外一個后果是:論者往往將研究聚焦于國家向社會滲透與控制的制度機制以及社會反抗國家的技術策略;而相對忽視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聯結機制。政治社會學的一般理論認為:“基層民眾與權威當局的制度化聯系是保持社會平衡和政治穩定的一個必要條件。這種制度化聯系渠道(或機制)由兩個相互作用的環節構成:即自下而上的利益傳輸和合法性供給與自上而下的政策執行(及利益滿足)。它們之間的暢通循環,為社會—政治秩序的維持奠定了基礎。”(景躍進,2004:78)“國家與社會”范式的核心理論關懷是社會政治秩序何以形成。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城市基層“國家”與“社會”的聯結機制對秩序整合的影響絲毫不亞于“國家vs.社會”的對抗。因此,有必要分析基層社會的利益訴求是如何被自下而上地上傳,并通過影響國家社會政策的制定而得以實現的;同時,權威當局,即國家又是如何自上而下地滿足基層利益訴求并達成秩序整合的。更進一步,城市基層“國家”與“社會”聯結機制至少包括如下理論問題:聯系基層社會和行政決策權的制度化渠道是什么?此種制度化聯系渠道的運作機制又是什么?此種制度化聯系渠道對于社會政治秩序的形成在何種程度上發揮著什么作用?深化對上述問題的探討,對拓寬城市基層國家與社會關系的研究是有價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