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城市基層空間中“社會”內部的多樣性和不一致性?，F(xiàn)有關于城市基層國家與社會關系的研究,處理“社會”的另外一個明顯特征就是將其視為是一個整體,以此為基礎來討論其與國家的互動關系。事實上,具體研究中不僅實體化“社會”要冒一定的理論風險;在根本上還面臨著社會并非整體的巨大理論障礙。以被諸多研究者視為是市民社會先聲與希望的社區(qū)業(yè)主委員會為例,石發(fā)勇(2013:175～221)的經驗研究表明:除了提供正式參與渠道、促進基層治理、促使社區(qū)權力由一元集權向多元分散發(fā)展等表征“社會”成長和制約國家的功能之外,包括業(yè)主委員會、其它社區(qū)權力機構在內的市民組織同樣存在派系政治,存在以權謀私、寡頭統(tǒng)治、派系斗爭等權力分化現(xiàn)象。因此,在城市基層治理場域中的“社會”不應該被理所當然地視為一個整體;其內部亞系統(tǒng)復雜的多樣性與不一致性,不僅會影響“社會”自身的結構特征,還會影響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系?！靶袆诱摺币暯腔蛟S是處理這一問題的有效方案。這一研究視角拋棄宏觀意義上的整體化“社會”觀念,視城市基層空間中各組織主體為特定場域的積極行動者,并在此基礎上考察其互動關系與空間特征。對“社會”內部多樣性和不一致性的把握顯然有助于深化我們對城市基層國家與社會關系成因的理解。

　　第四,城市基層空間中“國家”的實體化。與“社會”一樣,討論城市基層國家與社會關系同樣面臨著“國家”的實體化操作問題。就前文綜述來看,現(xiàn)有研究大多是將“國家”操作化為政府或是基層政府進行處理。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討論,實則成為政府與社會關系的討論。盡管我們不能否認“國家”與政府之間的某種對應關系;但從其概念內涵來說,將政府視同為國家還是存在著將復雜化約為簡單的風險。社會契約論視國家為社會成員出于秩序整合的目的而讓渡權利的結果,國家與社會之間也因此不可避免地會形成復雜的權力關系。所以,僅僅將“國家”與政府或基層政府對應起來是不夠的,而應該將“國家”理解為以政府或基層政府為核心的、與社會之間的一系列復雜的權力關系與機制安排?！巴ㄟ^基層社會的權力秩序與內在邏輯來描繪國家與社會相遇在基層社區(qū)最現(xiàn)實生活層面的真實圖景?！?李友梅,2003)近年來有研究者對當代中國城市基層社會變遷背景下的社區(qū)權力關系與秩序的重構進行了深入關注。如金橋(2010)通過社區(qū)實地研究分析基層權力運作的邏輯,張虎祥(2005)關注當代城市基層社會權力秩序重構的內在行動邏輯與機制等。這有助于我們深化對城市基層的“國家”以及國家與社會關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