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應該指出的是，梁說的大前提“很難想象荀子會用同一個字去表達兩個相反的概念”是不能成立的。古代漢語里“反訓”、“正反同辭”屢見，《荀子》書也是如此，就是人們所艷稱的“性”與“心”，其內涵與功能也往往正反互見。比如同樣一個“心”字，《荀子·解蔽》篇有“心知道”說，《正名》篇有“心有征知”說，《性惡》篇有“心辨知”說，這些“心”的作用，無疑是正面的。但同樣是《荀子》，《仲尼》篇有“詐心”說、《大略》篇有“邪心”說，《勸學》篇說“心利之有天下”，《王霸》篇說“心欲綦佚”“心好利”。這些“心”，應該是負面的。又比如“性”，《荀子·性惡》篇說“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人之性惡明矣”，意義無疑是負面的。但《荀子·解蔽》篇又說“凡以知，人之性也”，《性惡》篇也稱“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辨知”，這里“性”，意義無疑又是正面的。既然《荀子》書“性”與“心”都有正面義與負面義，為什么“偽”就不能如此呢？

　　懂得《荀子·性惡》篇的這些“偽”字都是從“從人從為”之一般“人為”義引申出來特殊義——道德理性之“人為”，荀子所謂“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說的意義就昭然若揭了。荀子是說，人先天的生性有邪惡的一面，其善良的道德則是后天的理性起作用的結果。同樣，“圣人化性而起偽”，是說圣人以天生的智性改造了人天生的惡性，人的道德理性行為從此而生。“圣人之所以同于眾，其不異于眾者，性也；所以異而過眾者，偽也”，是說圣人與眾人不同而遠遠超過眾人的，不是先天的“性”，而是后天的道德理性之“偽”。“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偽，偽起而生禮義”，是說我們所看重“堯、禹、君子”的，不是他們先天的生性，而是他們后天的“偽”，他們發揮道德理性的作用，從而為我們創造了人類的禮義文明。《荀子·性惡》篇的這些“偽”字既然有了理性人為義，再將這些“偽”字——改為“從心從為”的“”，恐怕就是畫蛇添足了。

　　更何況郭店竹簡的“”字意義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也值得討論。郭店竹簡“”字共6見。有兩例是“化”字的假借，可以不論。其余四例有三例見于《性自命出》篇，一例見于《老子》甲篇。如：

　　(1)凡人為可惡也。斯吝矣，吝斯慮矣，慮斯莫與之結矣。(《性自命出》簡四八)

　　(2)凡悅人勿吝也，身必從之，言及則明，舉之而毋。(《性自命出》簡六十)

　　這里的三個“”字，李零都讀為“偽”，學界都以為是，應該是詐偽的意思。[7]而《老子》甲組開篇的“絕棄”，討論起來就復雜一些。裘錫圭最先讀為“絕偽棄詐”，后來改為“絕偽棄慮”、季旭升和龐樸則將簡文讀作“絕為棄作”。[8]此“”字到底是讀“偽”還是讀“為”，學界尚有爭議。但不管如何讀，“”字在郭店《老子》中的意義是負面的則無疑義。如果排除這一有爭議而且連孤證都談不上的例子而取《性自命出》簡沒有異議的說法為證的話，郭店楚簡的“”應該是詐偽義。如此，改《荀子·性惡》篇的這些“偽”為“”，就更沒有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