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際的傅山(1607-1684)也是如此，他說：“《性惡》一篇，立意甚高，而文不足輔之。‘偽’字本有別義，而為后世用以為詐偽，遂昧從人從為之義，此亦會意一種。”[4]1307這是說，《荀子·性惡》篇屢稱之“偽”字，宋人如二程等“用以為詐偽”，是“昧”于其作為“會意”字的“從人從為之義”而做出的錯誤解釋。“偽”字“從人從為”，本來就有特定的“人為”之義，又何必要刻意地訓為“虛偽”“詐偽”呢？傅山在《荀子·禮論》篇的評注中又進而指出：“‘性偽’文：‘性者，本始材樸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性偽合，然后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此明言禮全是偽也。”[4]1288這是說，荀子與“性”相對的“偽”，內涵就是“禮”，是指“人為”中的禮義行為。

　　到乾嘉時代，同情荀子的學者們就更多了。如《四庫總目提要》里紀昀(1724-1805)就說：“至其以性為惡，以善為偽，誠未免于理未融。然卿恐人恃性善之說，任自然而廢學，因言性不可恃，當勉力于先王之教。……其辨白‘偽’字甚明。楊倞注亦曰：‘偽，為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為之者，皆謂之偽。故偽字人旁加為，亦會意字也。’其說亦合卿本意。后人昧于訓詁，誤以為真偽之‘偽’。”[5]錢大昕(1728-1804)、章學誠(1738-1801)、郝懿行(1757-1825)等也看出了這一問題。

　　上面《正論》《禮論》《正名》《性惡》篇的三十五例“偽”字，其內涵不是與“義”相對，就是與“禮義”相類；不是名之以“文理隆盛”，就是稱之為“禮義法度”之所“生”。特別是從“圣人化性而起偽，偽起于信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圣人之所以同于眾，其不異于眾者，性也；所以異而過眾者，偽也”，“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偽，偽起而生禮義”諸說來看，這里的“偽”顯然并非指一般的“人為”，而是有著特定的內涵，指的是道德理性之為。一般人的行為不足以將圣人與眾人區分開，只有道德理性之為才是“圣人之所以”“異而過眾者”，這種“偽”，價值內涵非常清楚，以一般的“人為”名之，實在是抹殺了荀子所謂“偽”的特定價值，誤讀了荀子。所以黃震、《四庫全書總目》認定荀子是“以善為偽”，傅山“明言”荀子所謂“禮全是偽”。因此，不論從荀子本文來看，還是從后來有見的學者的分析來看，說《荀子》這些“偽”字的內涵并非一般意義上的行為、作為，而是指具有特定意義的“人為”——理性之“人為”，是完全經得起檢驗的。

　　梁濤最近著文，提出：《荀子·性惡》篇的“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之“‘偽’據郭店竹簡應作‘’，指心之思慮活動、心之作為。”他認為，“‘偽’《荀子》中也用作詐偽之意……這些偽都是負面的，是需要禁絕的，與荀子正面主張的偽是根本相對的。很難想象荀子會用同一個字去表達兩個相反的概念，合理的解釋是兩個概念是用不同的字來表達的，一個做‘偽’，指虛偽、詐偽，一個做‘’，指心經過思慮后做出的選擇、行為，這不僅于文字有據，也符合荀子‘心慮而能在為之動謂之偽’的定義。”[6]此說很有創意，但擅自改字為訓，實質是對《荀子》這些“偽”字的內涵和意義缺乏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