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國家政策之下，規制者應跳出現有法律規定所設定的框架，依照《行政許可法》所設定的回應型規制框架，通過民主慎議，以非解釋主義進路，探討規制之下的深層理據和價值，努力在創新與潛在風險之間保持平衡。

　　不可否認，在某些情況下，運用“全有全無”規制策略與運用回應型規制策略所得到的結果可能完全一致，但是，規制者利用后一策略所得到的結論不僅因為符合《行政許可法》的規定而具有合法性，還因為通盤考慮和說明規制制度的目標、替代手段及其匹配關系而具有了合理性。

　　互聯網專車平臺的價格形成機制有其獨特性，傳統出租車行業中常見的信息不對稱、過度競爭和談判地位不平等“市場失靈”問題得到極大緩解。盡管此類市場創新會極大地沖擊現有的出租車市場，政府也不能僅以公平競爭或保護低收入者利益為名，對新興業態無反思地施加類似于傳統行業的規制要求。即使對于有規制必要的責任分攤問題，規制者依然可通過強制商業保險的方法加以緩解，而無需實施傳統的價格、數量和行為管制。

　　①參見[美]曼瑟·奧爾森：《權利與繁榮》，蘇長和、嵇飛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頁。

　　②See Sofia Ranchordis,Does Sharing Mean Caring? Regulating Innovation in the Sharing Economy 16 Minn.J.L.Sci.& Tech.413(2015).

　　③See Yochai Benkler,Sharing Nicely:On Shareable Goods and the Emergence of Sharing as a Modality of Economic Production,114 Yale.L.J.273,276—288(2004).

　　④參見陳志武：《金融的邏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32頁。

　　⑤See The Sharing Economy Accessibility Based Business Models for Peer-to-Peer Markets Business Innovation Observatory Contract No 190/PP/ENT/CIP/12/C/N03CO1.

　　⑥參見[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田禾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8—25頁，第124頁。

　　⑦See Carol Slappendel,Perspectives on Innovation in Organizations,17 Org.Stud.107,107(1996); James A.Phills et at.,Rediscovering Social Innovation,Stan.Soc.Innovation Rev.,Fall 2008,at 34,36.

　　⑧參見[美]約瑟夫·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吳良健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144、146頁。

　　⑨See Lon L.Fuller,The Forms and limits of Adjudication,92 Harv.L .Rev.353,386(1978).

　　⑩以近期發生的互聯網專車糾紛為例，司法機關主要采取了聚焦具體權利義務，回避評價整體制度的審判策略。參見劉夏：《專車第一案開庭，沒談專車合法性》，載2015年4月16日《新京報》第A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