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不管結論如何，規制機構必須明確，對于“人車合一”客運服務，相關的規制政策目標是什么？從可比性角度而言，正是因為存在相同的政策目標，才有必要考慮是否應將出租者或包車業務專向性的規制手段同等適用于互聯網專車業務。

　　最后，在共同政策目的所及范圍之內，規制機構對各種規制手段進行分析，確定適宜于新興業態的規制制度安排和具體的規制方式、方法，特別是非行政許可方法。在分析比較的過程中，規制機構不應以追求確定的政策結果為目的，而應本著試錯的態度，根據相應的規制結果對規制手段進行動態調整。(23)

　　四、對互聯網專車進行法律規制的建議

　　(一)是否規制

　　根據《行政許可法》所建構的回應型規制思路，對于互聯網專車平臺這一市場創新，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是否應予以規制？

　　對此，交通部和各地規制部門通過將互聯網專車平臺視為傳統行業的互聯網化，推定應受到法律規制。然而，具有自我指涉屬性的法律推定或法律類比只是擴充了規制機構的權限范圍，與反思規制目標和規制手段及其匹配關系無直接關系。

　　如上所述，互聯網專車平臺所提供的“人車合一”客運服務與傳統出租者和包車業務存在較大區別。采取法律推定的方法只能掩蓋問題，而無助于解決問題。在依法行政的要求下，規制機構應直接依據《行政許可法》第12條各項規定，確定互聯網專車涉及哪些可以設立許可的事項，進而明確是否予以規制。

　　《行政許可法》第12條包括6項，前5項為可以設立行政許可的實質事項條款，最后一項為形式兜底條款。

　　其中，5項實質事項條款中，有4項與“人車合一”客運服務有關。即：

　　(1)“……直接關系人身健康、生命財產安全等特定活動，需要按照法定條件予以批準的事項”；

　　(2)“……公共資源配置以及直接關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業的市場準入等，需要賦予特定權利的事項”；

　　(3)“提供公眾服務并且直接關系公共利益的職業、行業，需要確定具備特殊信譽、特殊條件或者特殊技能等資格、資質的事項”；

　　(4)“直接關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財產安全的重要設備、設施、產品、物品，需要按照技術標準、技術規范，通過檢驗、檢測、檢疫等方式進行審定的事項”。

　　不難看出，現有的駕駛人執照制度和汽車年檢制度旨在解決上述第(1)項和第(4)項所涉及的安全問題，對此，互聯網專車平臺與傳統出租車和包車行業應一體遵守，其間并無爭議。但是，對于互聯網專車平臺提供的“人車合一”客運服務是否可被歸屬于第(2)項和第(3)項中，并需要規制，仍需具體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