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揮主體性構建學術范式

　　“新史學”在對于傳統史學的反撥中，一個最為明顯的特點即是強調研究者的主體性，認為研究者不應只是爬梳和描述文獻，而應根據史料提出問題，運用歷史遺留的碎片“重構”歷史。

　　就中國音樂文化的研究而言，當下的音樂史學界更多傾向于“史料即史學”，似乎掌握了史料就掌握了一切。因此，有楊蔭瀏“三律考”、黃翔鵬“同均三宮”等，歷來音樂史學研究中的新觀念、新理論、新方法的提出，往往伴隨著傳統史學研究者的質疑聲。項陽倡導以歷史人類學方法論進行音樂史學研究，如對于自北魏至清存在的、歷代有所記錄的“樂籍制度”，以及基于這一制度所引出的對于官屬樂人、制度化傳播與傳承、地方官屬音樂機構等系列問題研究的探討，其研究具有明顯的“新史學”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合理解答了諸如“當下傳統音樂在不同區域、不同種類、不同儀式中的用樂何以相通、相似”等涉及中國傳統音樂傳承與傳播的關鍵論題。盡管這些認識是在綜合了史料、文物、田野考察三方面資料基礎之上的合理推論，也不免仍會有一些不認同的聲音，如“是否符合傳統史學方法”、“前人所論未有此說”、“是否忽略了學科界限”、“‘新史學’的理念是陷阱”云云。筆者認為，“新史學”強調主體性的發揮，必然在研究方法、史料整理、敘述方式等多個方面觸動傳統音樂史學既有的權威性，這種“不認同”往往不是基于論題本身，而更多在于史學觀念、學術立場的異見。

　　20世紀以來，對于人文社會學科影響最為深遠者，莫過于“新史學”。無論是克羅齊、費弗爾、布洛赫，還是梁啟超、魯濱遜、勒高夫，不同時代背景下的“新史學”雖各有不同，但都基于對其之前治學傳統的一種自覺的反思與拓展。盡管當下學界對“新史學”的影響評價不一，但對其學術自覺精神是一致推崇的。

　　現代學科意義上的“音樂學”建立以來，具有這種學術自覺的個體不在少數，但時事境遇各不相同，有所思而能有所為、有所為而能有所成者，并不多見。項陽對中國音樂文化研究“新史學”范式的探索與成效，既是一種“學術自覺”，又是一種“學術幸運”。正是基于數輩學者傾盡心血的研究，才得以積累豐富的學術文獻；正是基于既有的大量成果，才可能做充分的縱橫比較，發現更多尚待研究的問題。《接通的意義》所呈現出一系列關于中國音樂文化研究的理念、視角、方法，既是項陽學術實踐的一個階段性總結，更是中國音樂學學術共同體在不斷的學科對話與學術反思中的一個新的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