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　郭 威

接通

——中國音樂文化研究的“新史學”范式

　　【核心提示】音樂史學的研究應該“關注音樂的活體遺存與積淀，進而與歷史大傳統接通”。這種認知恰如布洛赫所言：“通過過去理解現在，通過現在理解過去。”“禮樂—俗樂”兩條脈絡，是中國音樂文化“總體史觀”的基礎，應當作為研究的基本前提加以明確；關注音樂的功能性、關注國家制度、關注大傳統與小傳統之聯系、綜合考量“制度—樂人—本體”等，構成了中國音樂文化研究的基本視角。

　　《接通的意義：歷史人類學視域下的中國音樂文化史研究》（以下簡稱《接通的意義》）以“理念認知”、“接通歷史”、“歷史的田野”三個板塊22篇文論，展示了音樂學家項陽近年的一批新成果。

　　項陽的學術研究一向以“跨學科”、“高產”、“具前瞻性”著稱，《接通的意義》所收論文雖不足其近年新作之一半，但仍體現出其“以歷史學者身份進入田野、以人類學者身份反觀歷史”的學術風格。在對學術傳統的不斷反思與拓展中，項陽正著力探索一種新的音樂學研究范式，即“中國音樂文化研究的‘新史學’范式”。其研究立足于歷史人類學，是一種具有“新史學”品質的學術自覺，也代表了音樂學科“50后”學人共同努力下的一種研究趨向。

　　建立總體史觀整體認知“中國音樂文化”

　　一般而言，圍繞“中國音樂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音樂史學”和“民族音樂學”，這兩個學科從高校招生方向、專業學會組織、學術期刊常設欄目等方面都各成一體；而對應“稱謂”的學科理念與方法論上更是涇渭分明，前者秉承史學傳統，側重文獻爬梳，后者倡導人類學理論，側重田野考察。由此，學術研究向精深發展，中國音樂學的學科基礎得以不斷夯實。但問題也隨之而來，過于強烈的學科意識，導致一些音樂史研究者足不出戶，困頓于史料文獻，研究難再深入；而一些民族音樂學者只重田野，甚至僅憑“口述材料”就對考察對象恣意詮釋。

　　對此，項陽指出：“音樂學是統一的而不是割裂的。”“就民族音樂學方法論說來，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學術研究更多是在共時的層面上展開，就是對文化樣式的活體進行實地考察與分析，在這樣的學術理念下，似乎音樂史學和民族音樂學是兩個互不相干的學科，一縱一橫，兩者少有論域的交叉，相安無事，民族音樂學縱然有功能主義的理念也是在共時的層面上。但是，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有著數千年乃至上萬年古代文明的國度說來，活在當下的音樂傳統如果僅僅從共時的視角來認知，恐怕是很難辨析得清楚的，許多問題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決。”而音樂史學的研究則應該“關注音樂的活體遺存與積淀，進而與歷史大傳統接通”。這種認知恰如布洛赫所言：“通過過去理解現在，通過現在理解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