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早期，社會科學研究者很可能是“為學術而學術”的一群人，很可能是對社會的中立觀察者。而隨著行政任務的變遷，政府對經濟、法律、社會、文化事務的日益關注，使得社會科學學者在公共政策形成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部分社會科學學者憑借其學識上的成就出任部委的司局級領導，直接參與政策形成；還有部分學者從教室破門而出，去接受政府委托的制定法律法規、提出政策建議的任務。社會科學學者成為了政策聯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此背景下，跨國公司也會試圖去觀察在和自己相關的政策領域中，哪些學者最具有話語權，然后與其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聯系，甚至試圖通過委托這些學者進行社會科學課題研究，但這些課題的研究結論已經是預先設定的，例如，放寬外資進入限制，縮短許可時限，規范行政檢查，加強市場執法，打擊假劣產品等。跨國公司試圖通過這些富有聲望的社科學者的聲音，來影響政策方向，從而對政府規制政策施加間接的影響。

　　(六)利用傳媒

　　在現代政府規制過程中，傳媒可以成為政治、經濟、技術精英告知、影響和引導公眾的渠道，也可以成為提供信息和觀點交流的公共平臺。傳媒不僅對公共問題加以報道，還會勾畫出問題的性質和范圍，提出自己認為合理的解決方案，從而提供說服、規勸政府官員和公眾的重要工具。傳媒可以成為政府規制政策形成中的一張自由牌，當規制議題成為傳媒所設定的熱點問題時，政府官員也必須對這些予以關注和回應，而無法對其說“不”。(23)

　　近年來中國媒體正在進行著市場化改革，許多傳媒機構不能再獲得國家財政的撥款，轉而要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求得生存發展。為此，傳媒要更多按照市場化的邏輯運作，為此可能和跨國公司發生更多的關聯。(24)同時，跨國公司也希望通過召開新聞發布會或產品介紹會，通過邀請媒體前往公司采訪，定期向媒體發布有關信息等渠道，通過和媒體保持良好的關系，從而將經自己篩選的信息和觀點，提供給媒體，使得媒體發表顯性或隱形的文章，為形成跨國公司所欲的規制政策而推波助瀾。

　　在今日的諸多傳媒中，會出現由跨國公司出資的“軟文”。所謂軟文是指企業通過策劃在報紙、雜志、網絡、手機短信等宣傳載體上刊登的可以提升企業品牌形象和知名度，或可以促進企業銷售的一些宣傳性、闡釋性文章，包括特定的新聞報道、深度文章、付費短文廣告、案例分析等。同時跨國公司還經常進行危機公關，以各種方式來削減媒體對自己的不利報道。

　　(七)參與公益事業

　　跨國公司也非常重視與公眾保持和發展良好的關系，非常重視參與中國的公益事業。在扶貧開發、婦女發展、兒童教育、殘疾人救助、緊急救災等方面，跨國公司都表現積極。例如，愛立信公司連續三年對保護藏羚羊項目予以捐助，CA公司發起“微笑列車”項目，對腭裂兒童予以治療。跨國公司試圖以這樣的“國際公民”形象，讓公司因聲譽的提高而受益，它們還通過選擇參與特定的公益事業，來吸引各界的關注，形成特定的輿論導向，從而影響規制議題的設定和規制政策的形成。

　　本文所探討的是一個富有意義，但需要理論和實證素材支撐才能更為深入研究的領域。本文只是一個白描。跨國公司自身會設有公共事務部門，同時通過企業協會來施加影響。跨國公司會通過座談會、聽證會，通過同政府官員的直接接觸，通過同行政機關及下屬單位的正式或非正式接觸，通過對專家及傳媒的利用，通過對公益事業的參與，來對政府規制體系施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