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正是在“人的本質”和“感性”意義上復活了自然，為人類社會創造了自然基礎：“只有自然主義能夠理解世界歷史的行動?！?38)馬克思通過猶太人看到了人類自身固有的力量所具有的社會性，雖然盡管人“固有的力量”在自由民主政治中總是以“異化的形式表現出來”，但這個力量作為“人的本質力量”，它總是人道主義的。換句話說，它不是某種外在于人的邪惡的力量，這里蘊含著馬克思最深的對人類命運的倫理學關懷。道德、善等倫理學問題在此被納入到更深的“世界歷史”視域中加以考察。作為對私有財產的揚棄的共產主義就是感性的解放，感性(猶太精神)的解放就是人的復歸：通過感性的解放來完成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這完全符合馬克思對“否定之否定”的歷史意義(即“否定”的意義)的強調：“猶太精神是現實世界的一環。”(39)反過來說，沒有猶太(感性、自然)精神，就很難說有人類的解放精神。真正的自然主義者，就是人本(人道)主義者。“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于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于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斗爭的真正解決。”(40)人類社會和政治的真正基礎就在于“人的固有力量”，它符合人的本性而且是“好”的力量。與盧梭相反，不是政治為自由民主制創造道德基礎，而是人通過人的感性活動來為社會和國家創造具有“道德性”的“經濟基礎”。不是改變人性，而是解放人性。由此，“社會力量”是不同于政治力量的人所固有的一種好的具有道德性的人本主義的解放力量。馬克思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回應了自由民主制的現代性問題——自由民主制的“基礎”問題。“經濟基礎”在此意味著一種由人的感性活動所創造的道德的、人本主義的、充滿著人類命運關懷的、現實的人類現代規劃事業的真正“基礎”。

　　從馬克思“世界歷史”的視域來看，革命的本質就在于共產黨引導、釋放和組織“人民”的感性力量，讓感性(本質、固有的)力量成為現實的“社會力量”。在《神圣家族》中，人民、群眾、大眾、無產者就是人類政治實踐領域的“感性”、“物質”、“質料”等。在共產黨人領導的革命過程中，該力量就成為人類社會的“經濟基礎”，人民會成為盧梭筆下的“高尚”的人，而不是美國建國者們筆下的“流氓無產者”。也就是說，革命會塑造它的民眾。在此，和盧梭一樣，馬克思要通過塑造人民來創造政治和社會的道德性基礎——“使無產階級形成為階級”(41)，將作為感性的大眾和人民組織為一種有效的社會力量。這是感性解放的基本路徑。讓大眾成為無產階級意味著一種政治上的感性存在方式，只有在一種感性活動中，“人才真正地證明自己是類存在物”。在大眾的“階級”存在形式中，人不再是單個的利己的個體，而是一種“類存在”。共產主義不同于自由民主制，不是讓人們成為自私的原子式的人，而是讓人回歸感性，讓人在感性活動中成為一種“類存在”。人只有獲得一種“類”的社會存在形式，人的解放才得以可能。從無產階級形成的歷史邏輯來看，“只有無產階級是真正革命的階級”，“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42)無產階級的本質注定了無產階級革命是沒有民族分隔的國際性的“類”意義上的革命，感性第一次展現了人的“類”意義上的最高社會可能性。正是在“類存在”的意義上，人性獲得了解放。更為重要的是，因為人民社會存在方式的變革，“類本質”會轉化為一種自覺性的社會道德力量，社會恰好是根據人民(或者說是歷史)本來是和應該是的樣子來塑造人民。在革命中，共產黨人“用社會教育代替家庭教育”(43)，“人們的觀念、觀點和概念……隨著人們的生活條件、人們的社會關系、人們的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44)，人民因此會成為“自由而全面”的“高尚”之人，人民獲得自己“類”意義上的存在本質。換句話說，人民會成為具有“人的本質”的人而出現，他擁有人的一切本質和自由。馬克思筆下的“未來人”雖然不是盧梭筆下的“理性與自由(自然)”相結合的完美之人，但至少是擁有自身“本質”的充滿生命感性的希望(歷史)之人。至此，通過馬克思為人類社會的現代性奠基運動，馬克思回應了自由民主制的第二個現代性問題——塑造“人民”的問題。由此可見，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主張正是通過回應自由民主制的內在問題(政治現代性問題)來締造了人類命運的最高可能性——一種“類”意義上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