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馬克思與政治現代性問題

　　“洛克的思想在實踐中取得了巨大勝利，英國和美國的新政權都是依據他的思想創建的。盧梭恐怕是歷史上最成功的文人，他激勵著后人——個人和公眾，思想和行動——去改變、糾正和規避洛克的徹底勝利所指明的必由之路。”(15)馬克思正是該意義上的“后人”。與盧梭一樣，馬克思把現代的人類事業認定為自由和解放的事業，同時他也認為自由民主制是一個沒有其自身道德基礎的政治制度。在馬克思看來，“現代國家通過普遍人權承認了自己的這種自然基礎本身。它并沒有創立這個基礎”(16)。在此意義上，馬克思要重新為人類的制度事業奠基——重新發現那種可以給人類以未來性的“固有的力量”。馬克思很敏銳地發現了盧梭所指出的現代政治問題，他認為“盧梭關于政治人這一抽象概念論述得很對”(17)。馬克思雖然批判自由民主制，但他并沒有陷入一種“孤獨者的漫步”，而是通過自由民主制內在的問題，看到了人在“類存在”意義上的希望。盧梭希望通過政治來改變“人的本性”，去掉人自身固有的力量以獲取能標識人的更高可能性的政治性與社會性。但事實上，這是一個迄今為止也沒有獲得成功的新的現代性規劃，雖然康德在盧梭的道路上已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與盧梭的現代性方案不同，馬克思的現代性方案恰好是要以人的“固有的力量”的“類本質”來重建人的政治性和社會性：“只有當現實的個人把抽象的公民復歸于自身，并且作為個人，在自己的經驗生活、自己的個體勞動、自己的個體關系中間，成為類存在物的時候，只有當人認識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會力量，并把這種力量組織起來因而不再把社會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離的時候，只有到了那個時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18)問題的關鍵就在于，馬克思通過什么看到了人的“固有的力量”的社會性，人的“固有的力量”成為一種真正的“社會力量”何以可能——“解放”在此意味著讓“固有的力量”成為“社會力量”。同時更為重要的是：人的“固有的力量”是不是具有其相應的人本學意義上的倫理含義。如果這個人的“固有的力量”是一種潛藏在人的深處的邪惡力量，那么人類是不是又開啟了一種新的冒險歷程。

　　馬克思通過“猶太人”發現了人的“固有的力量”的社會性，看到了人在“類存在”意義上的希望，因為“猶太人”是唯一在民主制度中還保持自己“固有的力量”的人。同時，馬克思通過“猶太人”看到了，猶太人已經將這種力量轉化為一種與自由民主制之政治力量不同的社會力量。因此，“猶太人”是一個“類”意義上的存在。縱觀《論猶太人問題》，馬克思并不只是為了批判所謂的“猶太精神”，而是指出一種不同于“政治解放”的“人類解放”的路徑：“猶太人的解放，就其終極意義來說，就是人類從猶太精神中解放出來”(19)；“猶太人的社會解放就是社會從猶太精神中解放出來”(20)。在馬克思的眼里，在民主制度中獲得的“政治解放”不是一種真正的“人類解放”，人類解放的可能性就在于從“猶太精神”中解放出來。在馬克思的眼里，猶太精神就是自私、自利、膜拜金錢和利己主義的感性精神。猶太精神充分地表明了人的自然必然性和利己主義的感性本質特性。同時“猶太精神不可能創造任何新的世界”(21)。猶太精神其實就是市民社會精神的特殊表現，換句話說，市民社會的精神實質就是猶太精神：“猶太人作為市民社會的特殊成員，只是市民社會的猶太精神的特殊表現。”(22)通過猶太人，馬克思看到了自由民主政治(基督教國家)的社會精神實質：“正是自然必然性、人的本質特性(不管它們是以怎樣的異化形式表現出來)、利益把市民社會的成員聯合起來。”(23)馬克思一再強調，在北美(即美國)，情況其實也是如此。馬克思和盧梭一樣，都看到了自由民主制的道德問題和社會風尚問題。悖論的是，自由民主制就是培育和維持這種“猶太精神”的政治制度：“猶太精神不是違反歷史，而是通過歷史保持下來的。”(24)那么，這樣一群具有“猶太精神”的原子式的自私自利的處于敵對狀態的個人，他的解放何以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