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典籍中汲取中國人民世代傳承的政治理想與民族品格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哲學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為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啟迪，可以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也可以為道德建設提供有益啟發。”“今天，我們提倡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從中汲取豐富營養，否則就不會有生命力和影響力。”

　　要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家國天下、修齊治平的社會理想。

　　中國傳統文化中蘊含的天人合一思維模式，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以民為本的治國原則，和諧人際的倫理主張，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等，歷久彌新，幾千年來一直代表著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取向。《禮記·大學》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是個人層面的要求，齊家是社會層面的要求，治國平天下是國家層面的要求。今天我們提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將國家、社會和公民的價值要求融為一體，正是吸收了中國傳統文化把對個人、社會的教化同對國家的治理相結合的思想精髓。這也正是中華民族雖歷經內憂外患仍能自立自強、昂首前進的內在動力，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豐厚滋養，其深遠影響波及整個世界。

　　要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天下為公、為政以德的政治主張。

　　“天下為公”是中國古代美好的社會政治理想。《尚書·泰誓》中就有設君利群政治觀念的萌芽。《管子·任法》提出“任公不任私”。《呂氏春秋》提出“貴公”“利群”的政治主張。《貞觀政要·公平》中記載了唐太宗“古者稱至公者，蓋謂平恕無私”的政治理念。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倡導“一謀一慮，必以天下之利存于心”，主張“雖旁行于天下之間，亦無私邪淫過流蕩之事，所以然者，蓋至公至正而致然也”，描繪了“以正性制之耳，不私于己而于天下同也”的政治理想；張載則從方法上提出“心既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為不當為之事自知”。南宋朱熹也有“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的觀念。清初思想家賡續前代“天下為公”的思想，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主張：“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王夫之在《黃書》提出“勿任意見之私”，在《讀通鑒論》中標舉“必循天下之公”。近代孫中山，則終其一生踐行“天下為公”的理想。

　　中國儒家思想強調為政以仁、以德，其中還包含著深刻的廉政思想內涵。《尚書·呂刑》記載了“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的“五過之疵”，其中就蘊含著廉政思想。《周禮》提出考察官吏的“六廉”標準：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將“廉”作為官員行為的基本要求。《墨子·修身》將“廉、義、愛、哀”視為人的四種基本道德規范。《孟子·離婁下》將不取身外之物和不義之財視為廉，提出“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管子·牧民》將為政之廉提升到關系國家命運的高度，提出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韓非子·六反》認為實現廉政的根本途徑在于法治，提出“明主之治國也，眾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宋代司馬光則認為廉政是關乎治國理政成敗的關鍵因素，提出：“吏不廉平，則治道衰。”從歷史典籍中考察歷朝歷代反腐倡廉的成敗得失，可以給人以深刻啟迪，有利于我們運用歷史智慧推進反腐倡廉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