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漢代興起的畫像石雕刻方法雖然由于東漢末年的戰(zhàn)亂以及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社會變亂而趨于式微，但并沒有泯滅斷絕，一直是中國石匠們傳承的獨特技藝。到了南北朝期間，由于來自西方的佛教崇拜迅速流行開來，在眾多帝王的引領下，開鑿石窟，雕刻石佛像的風氣遍及大江南北，給藝術石雕開辟了更為廣闊的應用天地。從而在大量佛教造像上又展現(xiàn)出漢代以來的傳統(tǒng)畫像石線刻技藝。不僅如此，它還隨著這一時期繪畫技藝的發(fā)展與變化，有了新的藝術韻味，更加強調線條刻畫的作用，產生了大量精美的石刻線畫藝術品。主要反映在佛教單座造像、造像碑、喪葬用的石棺、石屏風、石門等石刻制品上。

　　石刻線畫的技法在南北朝時期得到完善與發(fā)展，完全源于當時繪畫藝術的進步。我們可以概括地看一下南北朝時期繪畫藝術的發(fā)展脈絡以及南朝藝術對北方社會的影響。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的繪畫藝術在漢代傳統(tǒng)繪畫基礎上，吸收了一定的外來藝術表現(xiàn)手法，在造型、布局與表現(xiàn)技法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例如對人物形象與體態(tài)的具體描寫，對樹木花草等背景的處理，對宏大場面的設計安排等，都比漢代繪畫大有進步。其中很多進步應該是得益于佛教文化輸入所帶來的西域佛教雕塑與繪畫等藝術技法。我們試將漢代壁畫墓中的彩色壁畫與敦煌壁畫中的北朝佛教經變畫對比一下，就可以明確地看出這種影響所在。

　　而中國傳統(tǒng)的繪畫與石刻線畫技法，也自然地被運用到中原的佛教石刻中。通過對比現(xiàn)存的漢代墓葬壁畫、魏晉南北朝墓葬壁畫、敦煌石窟北朝壁畫等繪畫作品，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南北朝時期，尤其是在南方，繪畫的造型更逼真，人體比例更合乎實際，細節(jié)描繪更具體，神態(tài)更生動。很多作品真正做到了神形兼?zhèn)洹＿@在古代畫論對當時畫家的介紹中也可以看出來。

　　按照《歷代名畫記》等古代畫論的記載，東晉與南朝時期，南方名畫家眾多，他們的繪畫藝術引領著時尚，也是當時民間畫工與石刻工匠依托的范本。例如《歷代名畫記》中記錄了大量當時的著名畫家，像衛(wèi)協(xié)、顧愷之、張墨、史道碩、戴逵、陸探微、謝赫、曹仲達、毛惠遠、張僧繇等等。他們的繪畫技法可能吸收了來自域外的佛教藝術乃至古希臘藝術中的一些造型表現(xiàn)方法，使其畫作更為寫實逼真。目前發(fā)現(xiàn)的南朝墓中壁畫主要是模印磚壁畫，像南京西善橋宮山墓等南朝大墓中“竹林七賢與榮啟期”模印磚畫。它們雖然是模印，卻應該是以毛筆繪畫為底本，表現(xiàn)出了筆墨線條的濃厚韻味。這些繪畫人物身穿寬松的長衫，神情飄逸，或頭束發(fā)髻，或披發(fā)袒胸，畫線粗細均勻，表現(xiàn)出周密流暢的衣紋，恰與文獻中記述的顧愷之和陸探微所代表的緊勁聯(lián)綿的密體畫風一致。這種畫法，更多地出現(xiàn)在當時的佛教石刻上。后人曾經用“秀骨清像”來形容這類畫法所表現(xiàn)出的南北朝道釋畫作風格。

　　在南北朝時期，北方曾長期陷入戰(zhàn)亂與分裂之中，經濟文化受到極大的破壞。中原文化傳統(tǒng)轉由遷至江南的東晉政權傳承下來，比起北方的少數民族統(tǒng)治者，南朝的文化明顯要先進許多。因此，在北方基本統(tǒng)一，南北文化交流恢復后，南方保有的傳統(tǒng)漢文化藝術馬上回流并影響著北方社會。同時，通過海路從東南亞傳入的佛教文化藝術也往往先被南朝文化吸收，然后再影響到北朝。這一趨勢在這一時期的出土文物中有著充分的體現(xiàn)。例如大同北魏司馬金龍墓出土的漆木屏風上面所畫的列女圖人物無論是形象、服飾還是風格均與傳為顧愷之《女史箴圖》和《列女仁智圖》的摹本十分相近。說明東晉南朝繪畫藝術對北朝的影響（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館等：《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馬金龍墓》，《文物》1972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