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會政治批判視角的解構

　　現象學視角的分析認為，笛卡爾式身體是從第三人視角出發或者是我關于他人的經驗中的活的身體的模式。與此不同，福柯(Michel Foucault)促使我們在與操控、管理、控制、糾正和計算身體的各種實踐和技術的復雜循環關系中理解笛卡爾的身體。這就是社會政治批判視角的出發點。福柯并不否認討論笛卡爾式身體的認識論地位的必要性，但更關心笛卡爾式身體如何形成關于身體的知識譜系，以及與各種權力形式和自我構成的技術之間的關系。

　　在《臨床醫學的誕生》一書中，福柯追溯了構成現代臨床實驗醫學知識體系基礎的語言、技術、制度、證據形式和推理類型的轉換，把臨床實驗醫學的崛起歸因于可見與不可見關系的重新分配。在臨床實驗醫學的認知中，事物以模糊不清的、封閉在身體表層之下的方式可見。臨床觀察通過把疾病和組織壞死相聯系，從而把疾病置于病人的身體空間的方式重構了疾病的過程，而不是如傳統分類醫學一樣鑒別疾病分類的本質和定性變化，疾病不再與個人身體的具體變化程度相區分。臨床觀察建立于各種不同的身體的特殊性，對疾病的診斷通過把握病患個體組織系統的變化程度，臨床實驗醫學第一次使個體化的科學成為可能。

　　臨床實驗醫學表達了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人學中的人類學結構，它轉換了人性和有限性的關系，有限性成為人類的標志，并體現在人的身體內。通過考察死亡的涉身存在，臨床實驗醫學發現，作為知識主體和客體的人在本體論上的可能性。康德也認識到這一點，對主體而言，有限性既是批判的局限也是知識的起源，還是作為知識客體的人的存在。福柯還用考古學的方法考察了臨床實驗醫學中關于身體的言談如何形成關于身體的知識譜系。它包括言談程序、證據類型、推理規則等構成的體系，這個體系排他地確定什么是有問題的，哪些客體和真的主張是可接受的以及如何接受的。

　　福柯對知識權力的分析反映了知識的自主回歸，主體的微觀權力是力量關系，知識-權力的共生關系形成了現代社會的真理制度。在其生命政治學中，他重點分析了兩種形式的生命權力：一種是集中于機器模型的身體的生命權力。這種權力可以被扭曲和最大化，在對身體的各種方式的規訓中使用這種權力，通過一種“人的身體的解剖政治學”，身體的馴服和用處同時增加。另一種是集中于物種身體的生命權力。通過一種“人群的生命政治學”的干預和控制，生殖、死亡、健康和壽命的生物過程被監管。生命權力的特點如下：生命權力存在于各種各樣的關系和網絡中，如家庭、學校、醫院、公共衛生機構以及監獄中。國家權力日益依賴這些關系和網絡，并且通過其中日益復雜的技術和管理“裝置”進行分配。生命權力的新任務在于，通過擴展和控制生產力同時最優化生產力。權力變成促進生產力的和管理的力量，而不是壓制的力量。權力不再壓制欲望，通過各種熟練的實踐和刺激控制下的身體意識，權力將自身加諸于身體。同時，個人和人群的身體根據效用、對有利可圖的投資的服從、接受有用的訓練的能力、以及存活、死亡和疾病的預期進行衡量和計算。新的權力概念需要對主體概念的新詮釋。在對監獄和性的譜系學研究中，福柯表明我們如何通過加諸于身體的規訓、實踐和“裝置”，作為客體被建構以及作為主體建構我們自己。生命權力通過對身體的控制發揮效力，醫學是生命權力運行的主要網絡。笛卡爾和比沙(Bichat)范式的醫學已經提出對機器模型的身體的解剖學的形而上學理解，并且發展出對身體的技術政治形式的改造和控制以及人群層面的控制和干預。從生命權力的視角，我們可以思考社會如何通過醫學生產它需要的身體。一種方式是通過刺激對某種類型的身體的欲望，這種身體作為個人衡量自己身體的標準。通過這種方式個人被鑒別并且鑒別自己是否超重、有雙下巴或患癌的風險，并且被勸導去監督自己和調整行為習慣。社會對健康和有生產力的身體的需求產生出如下形式的知識，它包括關于健康風險的信息、面部特征和體形的詳細數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