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醫學對醫學技術介入引發的緊迫的倫理問題保持沉默。這些問題就是柏拉圖提出的那些問題：我們應該對身體的健康狀態保持多大的關注或警覺，我們應該在多大程度上將對身體的控制交諸給醫學，決定適宜的健康標準的個人和集體目的為何，以及完善我們身體和消除痛苦的界限何在。
尤納斯(Hans Jonas)在他的學術自傳中描述了上世紀60年代末由于培根式科學理想的內在危機的出現，開始意識到技術的虛無的烏托邦主義的危險。一般認為，現代性理論的概念基礎就是笛卡爾形而上學體系的第一原理——“我思故我在”及其認識論或主體性觀念。雖然培根構想了出于仁愛目的征服地球的現代主體，笛卡爾清晰地界定了這一主體和他的規劃能夠繁榮發展的世界，但是尤納斯細致分析了現代性理論隱含的技術烏托邦主義的概念基礎，以及這種機械論世界觀的理論內涵。
笛卡爾是西方身心二元論的集大成者，并且把主體置于目的和價值的中心，而目的和價值是以人的需要為依據的。由于二元論自身的理論困境，在唯物論和意識哲學的競爭中，也就是在消解自然的目的和價值與確證二元論始源的意志概念的競爭中，二元論理論體系崩潰了。笛卡爾把自然描述為純粹的認識對象，他切斷了古代概念中人性與自然的聯系，這種隔斷起源于猶太教和基督教。這導致人開始棲居于缺乏自身目的并且與人的目的無關的自然。這種理論的演變主要受到近代物理學成功地用相同的力學定律說明所有天體運動規律的影響，科學革命拋棄了古代宇宙觀中的實體形式(substantial form)概念，將這些形式還原為基本運動和力，認為相同的力學定律可以說明所有的變化。
雖然這一力學模型能夠用來說明有機體的功能，但是有機體的本質使得這一模型不適用于說明代際演化，而且由于神學的壓制這種擴展局限于物理世界。有機體的生殖和發育是內在于物種的圖式展開的結果，是形式因果關系而不是力學定律起作用。物種起源無法用力學定律說明，其復雜性使得它們的發生是很多概率事件產生的機遇。不管力學定律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說明有機體的功能，有機體的發育仍然保留著實體形式和理性秩序。一旦無機質料自發產生出最初的生命形式，物種和它們的圖式就可以被理解為先前狀態和遵循力學定律的進程之間的不均衡而產生的隨機變異的產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