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依法轉變政府職能必須同完善現行憲法及各種法律法規體系同步，與健全黨規政紀相協調，與各方面制度建設相配套，使之符合現代國家治理法治化要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各級領導干部要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努力推動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環境，在法治軌道上推動各項工作。”為此，一方面，要努力提升全社會規則意識和法制素養，大力倡導移風易俗，改造傳統陋俗。同時加強法制統一，依法深化改革，推進各領域法治化進程，并與行政改革法治化建設相銜接，包括合理規范各種紅頭文件使用。深圳2015年8月公布的《深圳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規范性文件備案審查辦法(修訂草案)》就將包括紅頭文件在內的所有規范性文件都納入被審范圍，以適應國家法律統一性需要。另一方面，也要破除法律萬能思想，發揮法律外其它制度規范的作用。由此建立的政府才是真正的法治政府。

　　第五，依法轉變政府職能是政府自身的革命，必須同簡政放權和建設有限政府，實現多元治理主體互動共贏相協調，使之符合現代國家治理民主性和互利性要求。依法轉變政府職能關系到如何在法律框架內激發政府、市場、社會、司法等治理主體的活力。法治基礎上多元主體合作與制衡作為所有經濟人都能接受的規則，是構建全新政府治理模式的有益嘗試，這就需要沖破既得利益藩籬。曼庫爾·奧爾森指出，大量分利聯盟的存在是國家衰落的根源，能否在制度上有效限制它們的行為和影響是一國經濟興衰的關鍵。[26]依法轉變政府職能意味著必須淡化改革中的權力和關系色彩，突出法律和規則的作用。原有慣例不再適用，改革因遭遇體制內既得利益抵抗被扭曲的可能性也更大。政府若沒有自身革命的勇氣和智慧，國家治理現代化又會成為流于形式的口號。為此，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必須立足國家和人民利益最大公約數，在既得利益上作出實質性讓步，通過國家治理法治化，讓市場、社會、公民等多元主體有更多的獲得感，在公共利益實現中獲得自身需要的滿足，由此建立的政府才是真正的服務型政府。

　　總之，在依法推進政府職能轉變中，無論程序正義還是實質正義，都是要保障憲法和法律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尊重和保障人權是法治的真諦，如此，人們才會自覺維護法律的尊嚴，政府治理才會得到人民認可和支持，才能更好體現現代國家治理的基礎性要求。依法推進政府職能轉變通過“良法”和“善治”這一現代國家治理所內蘊的現代法治精神，在合法性、透明性、責任性、有效性、服務性等方面與國家治理現代化高度契合，通過法律原則和具體條款的規定，使行政公正的實現依托于程序公正，確保了公民基本權利的優先性，彰顯著政府職能轉變中的形式正義和實質正義的統一，體現的是政府、市場、司法、公民在法治基礎上對公共生活的合作治理以及國家與公民社會的一種新穎關系，釋放出比“善政”更多的理性和靈活性，有利于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