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 霞

　　2015年，路內在《收獲》上發表了長篇小說《慈悲》，鋪排出國營化工廠從輝煌到散場的畫卷。這種跨度和變遷，正是共和國在經濟轉型期所遭遇的陣痛的展現。近年來，《耶路撒冷》、《認罪書》、《鏡子里的父親》等一批“70后”的歷史性文本相繼出版。不過，即使我們將這些文本與莫言、格非、余華、蘇童、鐵凝、王安憶、遲子建等人的歷史書寫放在一起，我們也能夠清晰地辨認出它們的“異質性”與“陌生性”。在這一代作家手里，歷史寫作正在呈現出新的維度與格局。

　　“短歷史”的書寫意義

　　我在這里提出“短歷史”這個概念，指的是在“70后”的文本中，“歷史”的跨度并不長，或者并不與故事發生的時間拉開悠遠距離，而往往與小說人物的成長和生命同步。魏微的《一個人的微湖閘》（又名《流年》）在“純白而飽滿”的童年回憶中一一展現出那些被時光腐蝕的溫暖面容；盛可以的《時間少女》敘述了孤女西西從鄉村到小鎮的愛情和婚戀經歷；肖江虹的《懸棺》講述了一個十四歲就擁有自己棺材的深山少年和他的先祖父輩們如何在時代的侵襲中一步步喪失了自己的安身之地；王十月的《國家訂單》從“打工者”的角度，描寫了在城鄉轉換的罅隙間人們的艱難生存。這些文本通常以個體生活為主軸，在“我的同時代人”的描摹里涵納著難以抑制的感慨與深情。

　　或許有評論家認為這樣的書寫稱不上是“歷史”的，因為它們既不“革命”、也不“宏大”，這一判斷貌似合理，實則有失公允。這種占據著某些歷史高地并將之“真理化”、“唯一化”的做法壟斷了對時代的認知，形成了新的拘囿，使得后來者惶顧左右、進退失據。如果我們考慮到中國近三十多年來（也是“70后”的成長和成熟期）并無多少別開生面的政治運動和重大的戰爭動蕩，堪稱風雨滄桑的近現代中國以來難得的“無事”時光，那么，我們可以說，寫下這樣平凡時段中“人”的生命長度，寫下“人”的成長、變化及其與生活貼合的每一幀面相，便是最為真實的“歷史”。

　　鏡像里的“中國”

　　雖然“70后”書寫的是“短歷史”，注重的是個人的“生活”和“經驗”，但并非囿于一己之悲歡的瑣屑和私利，而是如鏡像般折射著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的巨幅嬗變和暗潮涌動。

　　在徐則臣的《耶路撒冷》中，初平陽和他的伙伴們內心攜帶著一個暗黑的秘密，這與他們“到世界上去”的外在生活形成了深邃的內在同構。在“歸去來”的反復歌吟里，隱藏著他們贖罪的決心與數度掙扎后最終獲得的平靜。小說的“歷史”是上個世紀70年代生人的成長史，也是中國城市化進程和中國人從故鄉眺望世界的一個縮影。這種在城鄉、新舊之間游走的歷史景觀，在諸多“70后”筆下都得到了具象表現。梁鴻的《神圣家族》通過書寫醫生毅志、圣徒德泉、好人藍偉、師范生楊鳳喜等吳鎮人的命運，展現出一種殘剩的、冗余的現代性。這里上演著一場場對所謂的繁華、進步、文明、“自由”的cosplay，同時又不可避免地拖曳著自身古老陳腐的舊日痕跡。這樣的“吳鎮”，何嘗不是遭遇現代與傳統的雙重匱乏、歷史與文明的雙重失落的“中國”呢？

　　凝視現代性發展中的“中國”，“70后”看到的是這個“怪獸”所孕育的光怪陸離、欲望世情的產物。田耳的《天體懸浮》講述了符啟明從精明強干的協警到“黑白通吃”的犯罪嫌疑人的復雜經過，以此勾連起時代變遷的風起云涌。李師江的《逍遙游》在“北漂”一族的命運里窺見了轉型社會對個體命運的撥弄與碾壓。魯敏的《六人晚餐》展現了制度內外的安逸、倉惶、逃脫、撤散，以及被時代偉力所主宰的畸形關系和生命悲劇。一個個社會發展中藏污納垢的精神暗疾，正在這一代作家筆下呈現出支離破碎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