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應當注意的是，凱爾森強調的是法律科學應當獨立于政治而非法律獨立于政治，這點在凱爾森那里是很清楚的。而且另一方面，他認為從法律形成的意義上看，法律與政治是不可能分開的。

　　但是，當我們仔細分析凱爾森拒絕和超脫政治的主張后便不難看出純粹法學的一個重要的特質，它是“無人”的法律理論，或者說法律與人基本無涉。所謂“無人”的意思是指純粹法學并不考慮操作法律、解釋法律、執行法律的主體必然具備的情感、意志等因素，不考慮法律在實踐當中的運用，甚至以認知和科學的名義否決實踐活動的復雜性。當然從理論與實踐的關聯來看，這也可能是純粹法學純粹性的優點，因為通過對政治等因素的否棄，純粹法學最大限度地揭示了法學自身的規范特點，保證了法律科學的純潔性與自主性，從而間接地確立了法治(在亞里士多德法治定義的第一層含義上)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在筆者看來，純粹法學之所以拒絕政治或政治價值可以從其哲學基礎加以解釋。如前文所述，純粹法學以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確立的先驗方法論為指導，同時其基本問題意識與康德具有高度的同構性，但是凱爾森僅僅接受康德三大批判的第一批判，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就康德哲學來講，這主要關乎政治、道德、法律，并以人的意志為基點)并沒有融入純粹法學之中。相反，凱爾森認為康德的法哲學實為一種價值體系，是古典自然法學說在宗教基礎上堪稱完美的表述，(26)與其純粹理性批判中發展的原則不相容，兩者自相矛盾。我以為，凱爾森在這里似乎并沒有全盤接受康德對人的界定，即人包含思想、意志和情感三個部分。凱爾森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試圖以理智完全取代意志，在某種意義上，他比康德要激進得多，但同時也表明他比康德要狹隘得多。凱爾森晚期最終回歸“意志”的這一點似乎很能說明問題(遺憾的是，筆者無法尋獲其晚年關于意志的著述，因此無法洞察他對意志的見解是否是在康德實踐哲學的意義上)。

　　不無疑問的是，完全以認知作為己任的法律科學真的可以超脫人的意志的成分嗎？當代歐美法理學界對實踐理性的普遍研究似乎間接地給予否定回答。

　　(二)何種政治？誰之政治

　　此外，凱爾森在純粹法學中所拋棄的政治能否代表政治這個概念的全部？如果不能，那么在法理學中否定政治因素是否仍然成立？這都是需要進一步考察的問題。

　　先看凱爾森對政治的界定。關于法的政治性定義，凱爾森作了如下解釋：“在法的定義中放進某種最低限度的個人自由以及私有財產的可能性，但民主和自由只是社會組織的兩種可能原則，但在法的科學定義上，沒有理由將專制和社會主義排除與法的定義之外。”緊接著他又說，“法律問題，作為一個科學問題，是社會技術問題，并不是一個道德問題。”(27)

　　在批判科學社會主義時，凱爾森認為“科學社會主義”就其本性而言是一個“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對社會科學功能的理解必然導出這樣的后果，把科學與政治混淆，把科學看作社會政治意識形態的批判或辯護。“這個科學從一開始就與政治混在一起，就有意識地要作為政治的工具”。“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是這樣的一種社會科學，它唯一的和獨占的目的不在于思考和敘述社會現實的實際情況而不加評價，恰好相反，它是要依照科學社會主義事先假定的而又被欺騙性地投射到社會現實之中的價值來衡量社會現實，并且明白地承認要使社會現實符合這個事先假定的價值。’”(28)“由于混淆了理論和實踐，科學與政治，科學社會主義就具備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常常說的壞的意義下的‘意識形態’的一切要件。”(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