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關于土地確權問題
由于政府對集體權利的限制和農村土地承包經營，導致一部分農村集體產權集中于政府，另一部分分散給農戶，造成農村集體產權的空洞化。農村集體產權的空洞化造成土地資源配置的不合理，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流于形式，造成農民對土地的實際利用不足。要解決這些問題，應該在保證土地的集體所有性質和盡可能保持現有土地財產權利狀況的條件下，為集體土地“確權頒證”。[23]
(三)土地私有化不可行
對于土地私有化的主張，多數學者持反對意見。如簡新華駁斥了種種支持土地私有化的觀點，他在《中國農地制度和經營方式創新研究——兼評中國土地私有化》一文中認為，土地私有化從歷史上來看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而從現實來看，首先，由于中國人地之間的尖銳矛盾及其導致的小農經營的種種弊端，私有化可能會損害農民的根本利益而造成兩極分化，城鎮化帶來的土地價格上漲也僅僅能夠使得少數農民受惠。其次，土地私有化可能會導致農民喪失最后的保障，造成社會問題。再次，農村土地利用方面的問題并非來自土地公有制，靠私有化不能解決種田收益低的問題，土地拋荒的問題仍然存在，因此私有制無益于資源配置的優化；土地私有化可能會帶來城鎮化和工業化成本變高。他認為，中國農村的問題必須要對農村加大投入，改變農業生產面貌。[24]
孔祥智、劉同山在《論我國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歷史、挑戰與選擇》一文中認為，我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在基礎設施建設、村內公共服務的提供、保證耕者有其田等方面具有顯著的優勢。從糧食產量的增加、農民生活水平提高、土地流轉和農地規模化經營程度的提高等事實來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家庭承包經營的模式是適應農業和農村的發展需要的。土地私有化本身在學理上缺乏堅實的基礎，在實踐上經濟、社會和政治成本極高，許多人口大國的經驗表明，土地私有化會導致農民失地和城市貧民窟的出現，威脅社會穩定，應當“慎言農村土地私有化”。[25]
總之，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土地私有化在法理上是錯誤的，從堅持“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看，《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法》以及其他相關法律法規中，都對我國農地必須堅持集體所有制的性質已有明確規定。另外，土地私有化在實踐上也是有害的，離開我國國情搞農地私有化，不僅無益于而且勢必會阻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農業現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