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倫理道德成為一種精神哲學“形態”到宋明理學得以完成，完成的標志是儒道佛三位一體，以儒家為核心的精神哲學體系的建構。在中國文明史上，《論語》與《道德經》同時誕生，隱喻倫理與道德在民族精神和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中的一體共生，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也標示倫理在精神哲學體系中的優先地位的體制性確立。魏晉玄學“名教與自然之辨”標志著倫理道德在精神體系中的哲學分裂，玄學家以外在生活方式與內在價值堅守的激烈沖突演繹了這種精神分裂及其由此導致的極具悲劇美感和表達力的人格分裂。此后，中國哲學開始了漫長的精神探索和再建構，至宋明理學才得以完成。在宋明理學中，儒家與道家在哲學上的和解不僅使倫理與道德最終完成它的哲學同一，而且由于佛家的參與，也強化了本來就內在于儒家倫理與道家道德中那種終極實體與彼岸取向，其哲學意義猶如康德的“靈魂不死”與“上帝存在”兩大公設，由此無論是精神哲學的理論體系還是人的精神世界的現實構造中潛在的矛盾和危機便得到化解。宋明理學儒道的哲學互補，不僅是由玄學危機所演繹的精神分裂而達到的倫理與道德的和解，而且從根本上是軸心時代所生成的《論語》與《道德經》共生的文化基因的復歸和成長，佛家的精神構造毋寧被認為是在哲學上也在人的精神世界中為倫理道德的和解提供某種終極關懷和彼岸機制。宋明理學被稱為“新儒學”，明白無誤地表明了儒道佛三位一體的哲學融合以及由此所達到的倫理道德和解的高度原則性，就是說，在這個三位一體的哲學形態和精神世界中，儒家是主流和主軸，甚至就是新的精神形態哲學標簽，它以學派的話語表明，這是一種倫理道德一體、倫理優先的精神哲學形態。在宋明理學中，倫理道德一體、倫理優先的精神哲學形態的標志性話語是什么?就是“天理”!宋明理學的最高任務是“立人極”，哲學思路是由“太極”而“人極”，但不能簡單地將“立人極”詮釋為培養圣人。圣人只是“人極”的人格化，或者說是“人極”的一種。“立人極”毋寧應當被理解為“立人之極”或“為人立極”，即為人，為倫理道德，為人的精神世界建立終極性，包括終極實體、終極關懷、終極追求。程頤曾申言：“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15)“天理”是二程的原創造，也是宋明理學最具標識性的概念，是它作為“新儒學”的“新”的集中表現。人們不會否認，如果宋明理學的理念和理論用一個命題表達，就是“存天理，滅人欲”。在相當意義上，“天理”成為禮與仁、倫理與道德、此岸與彼岸同一的話語，它的誕生是儒道佛三位一體完成的標志，由此便可以理解，宋明理學為什么將禮與理、禮與仁、仁與五常的關系作為重要內容，“夫禮也者，天理也”(16)。宋明理學作為一種精神哲學形態的另一個重要標志，是對天理與人欲關系的詮釋。宋明理學諸流派的天理人欲論有一個相通的路徑，這就是：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在哲學體系中以本體世界的天理人欲關系為重心，在形上層面將之歸結為意義世界的義利關系，“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17)。天理是義，人欲是利。然而義利依然是一種形上抽象，于是又進一步落實為生活世界的公私關系，公是義，是天理；私是利，是人欲。于是便在哲學層面得到一種澄明：人欲不是欲，而是私欲與過欲，總之是不當之欲。由此，本體世界—意義世界—生活世界在哲學上便融通為一個精神體系和精神哲學形態。有待辯證的是，為何天理人欲落實為公私關系，是倫理道德同一、倫理優先的精神哲學形態的完成?因為在形而上的意義上，“倫”是人的實體性，“德”是人的主體性，倫理道德的文化使命和精神過程，是個體性的“人”如何回歸于實體性的“倫”，“德”的主體性就是人的個別性與實體性的統一。所以，公私關系在生活世界中是個人和共同體的關系，在精神哲學意義上是個別性的人與實體性的倫的關系。于是，天理人欲一旦落實為公私關系，就達到了本體世界、意義世界與生活世界的和解。正因為如此，宋明理學所建構的不只是一個儒道佛三位一體的哲學體系，也不只是倫理道德一體、倫理優先的精神哲學，而且也是人的精神世界。儒道佛三位一體，建構了一個自給自足的精神體系和精神世界，作為一種化解人的精神沖突、化解倫理與道德沖突、使人的精神達到自我和解的自給自足的精神哲學體系，它將儒家“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倫理道德的進取，道家“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明哲保身”的退讓智慧，佛家“四大皆空”的終極詮釋，融煉于人的精神構造和精神世界中，進退互補、剛柔相濟，使中國人在任何境遇下都不會喪失安身立命的基地，建立了一個自給自足的精神哲學體系和自給自足的精神世界，形成一種與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相匹配的精神哲學形態。不過，與西方精神哲學相同的是，完成了，也就終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