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精神哲學”

　　如何回歸“倫理道德”?倫理道德如何回歸“精神”的家園?走向“精神哲學”。

　　“倫理道德”的回歸，首先期待一種問題意識和思維方式的哲學革命：由對倫理與道德關系的思考，到對人的精神世界，準確地說，對倫理道德辯證運動所締造的人的精神世界的追問。于是，問題式便悄悄發生位移：由倫理道德關系轉到倫理道德發展規律的研究。仔細反思就會發現，倫理與道德關系的糾結，不在關系本身，而在對待倫理與道德關系的文化態度和價值取向。倫理與道德關系的真義，不是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因果循環，回到軸心時代的原初智慧，其實是莊子《大宗師》中的那個著名寓言所提出的兩難選擇：泉涸之際，“兩魚相遇于轍”，到底“相濡以沫”還是“相忘江湖”?切換到當下的論題，其問題式便是：在人的生命與生活中，在文明進程中，倫理與道德，到底是“相濡以沫”，還是“相忘江湖”?顯然，“相濡以沫”是以倫理認同為主題的“倫理的德性”，“相忘江湖”是以道德自由為追求的“理智的德性”。兩種德性、兩種智慧，“相濡以沫”足夠“倫理”，“相忘江湖”足夠“理智”，然而值得玩味而又特別具有啟發意義的是：中國文化一如既往選擇的不是莊子所指引的那種“相忘江湖”的道德自由之路，而是被其反諷的“相濡以沫”的倫理認同之途，也許，這正是倫理型文化的密碼所在。不過，莊子的寓言及其歷史境遇的哲學意義并不止于此，將它移植于關于倫理道德關系的詮釋，“相濡以沫”，既是倫理道德關系的現象學圖景，也是中國文化一如既往的價值和態度。倫理道德的真理與真諦，就是“相濡以沫”。在何處相濡以沫?在人精神世界和文明進程中相濡以沫。于是，一種精神哲學訴求便邏輯和歷史地一朝分娩。

　　在倫理與道德關系的話語方式方面，“倫理‘與’道德”與“倫理道德”的表述最易混淆，混淆之處在一“與”字。借用王陽明對“心即理，性即理”的話語對“知行合一”進行辯證，如果在“知”與“行”之間“下一‘與’字，恐未免為二”⑦。“知行合一”不能表述為“知與行合一”。因為，“知行”只是良知發用時的兩種狀態，“合”即“同”，“一”是什么?就是“良知”。“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對學只有一個功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⑧知與行即所謂思維與意志，黑格爾曾說，思維與意志只是精神的兩種形態，意志只是“沖動形態的思維”。同樣，在倫理與道德之間，也不能用一個“與”字。不過，倫理道德也不能依王陽明的話語方式簡單詮釋為“倫理即道德”，或“倫理道德合一”，“倫理道德”作為理念，更突顯它們作為人的精神的兩大染色體和人的精神世界的兩大基因，在人的精神發展和精神世界建構中的辯證運動。不幸的是，邏輯把潛在于倫理道德之間的“與”和“VS”，在軸心時代之后的文明進展中頑強地顯露崢嶸。在走向現代性的文明進程中，倫理道德遭遇文化生命的決絕性斷裂，并在與自己的文明家園的漸行漸遠中逐步陷入囚徒困境。斷裂的意向和主題，是道德對于倫理的遠離甚至凌辱。

　　西方文明中倫理與道德的分離與斷裂，潛隱于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的那個著名感嘆和結論中：“有兩樣東西，我們愈經常持久地加以思索，它們就愈使心靈充滿始終新鮮不斷增長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則。”⑨人們在向康德的道德虔誠獻上一掬心靈鞠躬的時候，往往忘記一個反問：康德為什么對內心的道德法則滿懷“景仰和敬畏”?景仰表征距離，敬畏意味緊張，康德并未與“內心的道德法則”達成后現代哲學所謂的“和解”，為什么?康德自己解釋，因為它“肇始于我的不可見的自我，我的人格，將我呈現在一個具有真正無窮性但僅能為知性所覺察的世界里”，“內心的道德法則”賦予人的生命以某種合目的性而趨于無限。⑩其實，康德對道德法則的敬畏與中國傳統道德哲學中“主敬”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康德的“敬畏”相當程度上源于實踐理性中倫理與道德的分離。正如黑格爾所說：“康德多半使用道德一詞。其實在他的哲學中，各項實踐原則完全限于道德這一概念，致使倫理的觀點完全不能成立，并且甚至把它公然取消，加以凌辱。”(11)一旦取消和凌辱了倫理，道德便失去合法性根據和神圣性根源，于是，康德在借助“上帝存在”與“靈魂不朽”的終極預設的同時，塵世間就只能對內心的道德法則表示“景仰和敬畏”。問題在于，康德為什么取消和凌辱倫理?這是西方精神哲學蛻變的結果。在西方文明進程中，亞里士多德以具體歷史境遇為指向的倫理，到古羅馬蛻變為尋求普遍法則的道德，康德的努力和貢獻，是將古羅馬脫離倫理家園的以自由為追求的道德法則進一步抽象和體系化為道德哲學，于是，這個離開倫理總體性與倫理具體性的“純粹實踐理性”，便成為“真空中飛翔的鴿子”，康德也只能對它“景仰和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