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從基本的社會秩序出發，中國和西方具有不同的國際秩序觀或世界秩序觀。西方的國際秩序觀是基于“單位平等原理”，而中國的倫人模式強調差序格局，即“不僅差序有別，而且差序有愛”。具體來說，倫人人際關系狀態中不同的角色決定了不同的交往原則和情感程度，包括內與外、遠與近、親與疏、生與熟、長與幼等圈子，不同的行為基于不同角色，承擔不同義務。所以，在天下體制中存在三種國際秩序文化：一是“親人文化”，基于親情法則、相互依賴和幫助；二是“熟人文化”，基于人情法則，強調“面子”、“義氣”和“名分”，這些是國家行為的緣由，而非西方理性國家的利益；三是“生人文化”，基于公平法則，是中國人與陌生人相處和打交道時的基本狀態。

　　綜上，我們看到，從心理文化學的基本理論出發，可以對國際關系理論進行一種文化角度的重構，在此分析維度之下，中西呈現出不同的行為模式和秩序觀念。

　　關于文化差異的討論

　　基于上述兩種基本的人際狀態差異，筆者覺得有必要對國際關系理論創新的文化基礎進行更為細致的討論。

　　其一，文化差異是本質差異還是程度差異。依據筆者的觀察，心理文化學的主要代表人物許烺光主要從不可度量的文化人格走向基本人際狀態和社會心理結構的分析，但是，心理文化學對于文化差異的看法還是與國民性研究大體一致，即認為不同的文明之間的文化差異是根本性的。在此基礎上，尚會鵬教授也仔細梳理了美國、中國、日本和印度等文明社會的基本人際狀態模式。依筆者看來，許烺光先生的“大規模文明”比較學說屬于心理人類學或文化人類學的一個分支，而文化人類學的基本觀點就是，以發現人類的多樣性為出發點，其研究對象是不可觀察的抽象概念“文化”，但更多是通過能夠具體觀察的人類行為所展示的社會關系以及更為微觀的心理結構的研究，完成“社會”或“文化”的研究。由此看來，心理文化學從根源上就是研究差異的。更為寬泛而言，文化差異的觀點得到了文化心理學的廣泛支持，即在思維模式、心理習慣以及認知機制等方面，東西方社會中的個體和社會心理是存在較大差異的。這些差異的存在對國際政治和外交決策產生了不同的影響。比如中國和美國決策者的關注焦點和認知存在文化差異，美國人更看重細節和過程，而中國人更偏向于宏觀上的事件性質判定以及關系判定。

　　當然，在承認文化差異的前提下，對文化差異的性質問題存在分歧。比如，相對于文化本質差異的觀點，有不少研究認為，現有的文化學研究更多地夸大了文化差異的性質和程度，將不同的文化對立起來，更多尋找各自文化所特有的屬性。但是，文化差異更多的是程度的差異，而不是性質的差異。比如，美國著名社會學家爾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關于“面子和印象管理”的研究表明，面子是人類社會的一種通行工具。通過對各種人類學、心理學和文學作品的考察，他發現面子是人際互動中，人們進行印象管理的一種表現方式。但是，面子的敏感性以及內容等在不同的文明社會中存在差異。這種代表性研究認為，文化差異只是人類的一些根本性的人性因素，在組合方式、表達方式以及體驗方式等方面存在差異。基于此，我們看到，對于文化差異的判定是存在不同看法的。因而國際關系理論創新對于文化差異的假定需要重新思考理論創新背后的文化差異到底是本質差異還是程度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