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尹繼武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創新的各種呼聲從未間斷。近期，以秦亞青的國際政治關系理論、閻學通的道義現實主義和唐世平的國際政治進化理論為代表的學術探索，成為中國理論創新的突出成就。與上述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創新的諸多路徑不同的是，尚會鵬等人的“心理文化學”路徑持文化差異論的理論創新邏輯，基于中西不同的基本人際狀態和心理文化結構，認為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理論體系。

　　心理文化學的理論創新

　　心理文化學是美籍華人人類學家許烺光（Francis L. K. Hsu, 1909—1999）教授創立的一種全新文化學說，其根本的邏輯分析起點在于對各種“大規模文明社會”進行心理文化比較。這種學說不同于政治心理學，一般來說，政治心理學對于國際關系中各種政治心理與決策的描述和解釋力較強，較少參與國際關系理論創新的討論，僅有少數例外是社會心理學的引入，比如冷戰結束以來運用社會認同理論討論國際關系沖突的本質。而心理文化學由于其基本著眼點在于解析不同文明社會的文化差異，包括不同文明社會基本人際狀態的差異，跟費孝通關于中西社會結構差異的比較有異曲同工之處。

　　運用心理文化學來創新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其基本的邏輯前提在于，國際關系在某種意義上是人際關系在國家和國際層面的放大。所以，不同的人際關系狀態也會體現出不同的對外關系模式以及國際關系理念和實踐，比如，中國與美國表現出不同的對外關系模式和國際秩序觀念。具體來說，可以從對外政策和行為以及國際秩序觀等層面分析不同文明社會中的國際關系理念差異。

　　其一，從對外關系政策和行為來看，美國的基本人際狀態是極致個人模式。這種極致個人模式的特點是強調獨立和自由，個人趨于擺脫外界束縛，但是，這樣就導致了處于該模式之下的個人和國家相對缺乏安全感。同時，極致個人的自我認知模式是對于自己的極度自信、甚至自戀，傾向于把自我感受當作衡量一切事物的標準，現實表現為美國強烈的民族使命感以及自我中心傾向，這也是美國對外政策史上孤立主義和國際主義矛盾的文化根源。由于極致個人模式過于強調自立和自由，人際關系狀態十分注重利益，而忽視了情感的交換關系。這決定了美國對外政策中的現實主義利益傳統，亦即強調國家利益始終是美國外交的基本起點，進而強大的物質實力成為極度不安全感的一種補充。因此美國十分注重實力的建設和運用，傾向于將外部世界看作是競爭性的，從美國對俄羅斯、中國等相關大國的外交定位就可以看出這一特點。

　　其二，從國家形式來看，中國古代的國家形式是“服國”。中國是一種倫人社會基本人際狀態（human constant），即這是一種費孝通所說的差序格局形式，人們以關系遠近決定親疏程度、情感程度等。（相對于西方“個人”的基本人際狀態，尚會鵬等學者提議用“倫人”來概括傳統中國人的“基本人際狀態”。按費孝通的“差序格局”，“倫人”的人際關系模式是一種由親屬關系出發一圈圈外推的同心圓結構。——編者注）中國古代的“國”是倫人基本人際狀態在更大層面的一輪關系，因而“人”、“家”和“國”之間的界限并非十分清楚。繼而，“國”與“家”具有倫理同構的特點，即“國”與“家”的特點類似，二者的倫理也是一脈相承。在古代社會，民眾對統治者的冷漠以及統治者對民眾生活的低度干預同時存在，于是，統治方式為“不同場合存在不同真理”，因而具有極大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