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天地陰陽之大禮樂觀

　　《禮運》第二部分的核心內容是表述天地陰陽、天人同類之大禮樂觀。這不可能是孔子思想，也不可能是先秦陰陽家思想。

　　先秦，孔子、孟子、荀子對“禮”的論述雖有不同，但皆從人情和社會論“禮”。孔子、孟子以親親為基礎，立禮于西周宗法社會之血緣親情世界。荀子以“法之大分，類之綱紀”論禮，亦是從社會立論；講“禮有三本”，則從報恩講禮。《禮運》與之不同，適應新形勢，以陰陽五行論禮，“天人同類”，亦以此論社會之禮，表現大統一后以郡縣為基礎之天人一體的大禮樂觀。漢人釋《春秋》，釋《易》，釋《尚書》等皆使用此種思想范式。其關鍵的論述是：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以“五行之秀”為人之貴，預設了“木仁、金義、火禮、水智、土信”，人生而具五常之倫理道德。以此講“人”之“秀”，和董仲舒“天地之性人為貴”的思想一致。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故圣人作則(即制禮——引者)，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

　　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為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為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為徒，故事有守也；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奧也；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為畜，故鳥不獝，麟以為畜，故獸不狘，龜以為畜，故人情不失。

　　這大段論述中：

　　1)“播五行于四時”，是董仲舒“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說法之濃縮，非先秦《尚書·洪范》之“五行說”，亦非鄒衍之“五德終始”和《呂氏春秋·十二紀》《準南子·時則訓》及《月令》之死板固定的政令安排。“播”是動詞。“五行”指金木水火土。“五行”不是“元素”，也不是按方位時令排列的“德”，而是一種隨陰陽運行的“氣”。如《春秋繁露·天辨在人》所說：“金木水火各奉其所主，以從陰陽，相與一力而并功，其實非獨陰陽也，然而陰陽因之以起，助其所主。故少陽因木而起，助春之生也；太陽因火而起，助夏之養也；少陰因金而起，助秋之成也；太陰因水而起，助冬之藏也。陰雖與水并氣而合冬，其實不同，故水獨有喪而陰不與焉，是以陰陽會于中冬者，非其喪也。”(《天辨在人》)此非先秦《尚書·洪范》之“五行說”。

　　2)“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這是京房音律思想之概括。先秦音樂史，《管子》講五音六律，《呂氏春秋·地圓》講十二旋宮。京房由五音十二律發展為六十旋宮(見于《后漢書·律歷志》)。京房自謂學于焦延壽。由此可確證，《禮運》是漢代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