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惑”說——荀子對先秦各家“名實之辨”之揚棄

　　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各家往往濫用邏輯理論，對“名實之辨”作出一些詭辯，荀子對這些詭辯從理論上給予了深刻剖析，從實踐上闡述了他們的危害，將其歸納為“三惑”進行了批判。荀子認為，所有那些“離正道而擅作”的“邪說辟言”都可歸納到這三種“名實相亂”的錯誤中，這樣，荀子通過“三惑”說對先秦的“名實之辨”進行了徹底的揚棄，盡管荀子在分析“三惑”的具體論點時，帶有他個人的感情色彩和認識局限，但是荀子是第一個從語言哲學高度對先秦的“名實之辨”進行總結的思想家，“三惑”說是荀子對“名實之辨”進行總結的理論成果，因而具有很高理論價值和意義。

　　當然，荀子“名實之辨”的內容相當豐富，除了以上論述的幾點之外，荀子對制名的基礎、原則及方法，名的種類等均有論述，學界對此論述頗多，茲不贅述。

　　荀子作為儒家的重要代表，不僅詳細地研究了名實關系，還在繼承和發展孔孟言意觀的基礎上對“言意之辨”這一語言哲學問題進行了深入地考察，以下詳言之。

　　二、荀子的“言意之辨”及其語言哲學意義

　　“言”，甲骨文中為口上加辛(薪)，即口中所發出的叢雜的聲音。(21)《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從口，幸聲，凡言之屬皆從言。”(22)則言與語有別：言為自言，語為對答。從字源學上講，言在內而為“意”。《說文》：“意，志也，從心，今聲。”(23)因此，言與意的區別在于：言從口而意從心；言從口則成為現實化了的言語行為，意從心則為非言語行為，而屬“思”的領域(思從心從腦)，相對于言尚屬潛在。根據陳波的考察，“意”在中國傳統哲學中的義涵極其復雜，它至少有四種相互關聯的意義，只有其中一種的涵義與語言哲學有關。(24)本文剔除了諸多對“意”的歧異的理解，強調“意”是指觀念性和精神性存在的“意念”或“意義”。

　　“言意之辨”這個問題雖古老而恒新。就中國哲學而言，它關乎超名言之域的形而上學的可能性；從比較文化的角度看，它又是打通中西文化深層結構的關鍵。(25)“言意之辨”主要回答兩個層次的問題：第一個層次的問題就是“言能否盡意”的問題；第二個層次的問題就是“語言能否把握形上之道”的問題。下文將按這兩個層次對荀子的“言意之辨”展開論述。

　　對于“言能否盡意”的問題，《荀子·正名》認為言既可盡意又不可盡意。這一辯證思想表現在“異形離心交喻，異物名實玄紐，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這句話中。此處講正名以喻王者志，成王者事的必要性，但從語言哲學的角度來看，實際上首肯了：名實關系亦含有主體以言達志的言意關系的意思；主體依靠定名辯實以喻志，即言以述志，辭以達意，這是言與意的基本關系；在正常情況下，名與志，言與意是一致的，言是可以達志盡意的，“志無不喻之患”，但在“奇辭起、名實亂”的非常情況下，辭“離心”，名逆志，言意相悖，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言不僅不能盡意，且與意相背離。實際上，荀子在此明確地表達了其言既可盡意又不可盡意的辯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