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荀子的語言功能觀

　　《荀子·正名》曰：“異形離心交喻，異物名實玄紐，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為之分別，制名以指實，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為有名也。”“異形離心交喻，異物名實玄紐”十二字極其形象地描述了名不正的情況：不同事物反映在人們的思維中，形成不同概念向別人交流，不同事物的名與實混亂地糾纏在一起。為了糾正這種名實混亂的狀況，荀子提出了“制名以指實”的時代課題。“制名以指實”正確地反映了名實之間的關系：名是指稱實的，實才是第一性的，名則是第二性的。“制名以指實”的目的是“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也就是說“明貴賤、辨同異”是語言的基本功能。(11)其中的“貴賤”的觀念，基本上蘊涵著豐富的價值意味，涉及名教中有關分位尊卑的問題，歷來注家對此未能作出解釋，據筆者所接觸到的資料而言，最早注意到這一問題的是胡適。胡適在其《先秦名學史》中對此問題有過精辟論述：“儒家認為名的使用應當包括道德上的判斷作用，這個觀點，被荀子保留在自己的理論中，即名的最重要的用處在于判明貴賤。這就是說，有些名是表示高貴的，因而鼓勵上進和努力，而另一些名則總是和罪惡、恥辱聯系在一起，因而引起非難、恐怖和回避。……名的另一種用處是區別同異，墨家學派是非常強調名的這種用處的，而荀子則把它僅僅看作是次要的。”(12)此后，許多學者開始注意這個問題。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史》上卷明言：“指事物之功用，在于別同異。指社會上人與人各種關系之名，其功用在于別貴賤。如君、臣、父、子等名，皆所以指出此人對于彼人之關系。”又說：“荀子承儒家之傳統精神，故其所謂正名，除邏輯的意義外，尚有倫理的意義。故曰‘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13)在此，馮氏對于“明貴賤”和“辨同異”二者之間的主次關系未作明確區分。不過馮友蘭的思想后來出現了變化，明確表示了二者的主次關系，其曰：“荀況認為‘明貴賤’是名的主要作用；‘別同異’是次要的。這是儒家‘正名’思想傳統，是荀況從儒家帶來的包袱。孔丘所講的‘正名’，主要的是就政治和道德方面說的。”(14)勞思光也認為：孔子所謂“名”，對“分”而言，其基本旨趣，乃在于確定道德秩序及政治秩序之標準，固與形上學及邏輯無關。此說荀子承之。故《荀子·正名篇》雖辯及有關邏輯及知識之問題，然根本旨趣在于免除“貴賤不明，同異不別”之危險，又以為“制名”為“王者”之事。其為偏重道德及政治秩序，顯而易見。此種思想，皆以一秩序中所定之“名分”為研討對象，并非以形上問題或邏輯問題為對象。(15)由此可見，自胡適以來，大多學者強調荀子制名的政治倫理意義而忽視荀子制名的形上邏輯意義，這種解讀導致長期以來學術界只強調荀子正名思想的政治倫理旨趣而忽視其形上邏輯旨趣。當然就整個荀子的思想體系而言，《荀子》一書固然以其政治倫理為主要旨趣，然而落實在這里所謂的“知者分別制名以指實”，也就是說“限于特定的名理范域”之用心去分析，便顯然不恰當了。對此周群振提出了其獨到的看法：“我覺得這里的‘貴賤’一詞，必然要歸于‘物實’或‘物象’所據位置之高低、等第作理會始得。切實言之，也就是一切的物實或物象，在其相互關連——荀子稱之曰‘交喻’‘玄紐’之形式中，總有先后，次序，甚至本末、主從之不同。其先而本者與后而末者比較起來，可以顯見各種位列高低、及事實上之有或重或輕的分別，于是，引申而為意義的詮釋，便亦得為‘貴賤’之稱矣。……究其實際，則‘明貴賤’，正可以統概于‘辨同異’之中而不必見外者，所以下文即只就‘同異’言之，而不復及于‘貴賤’矣。”(16)筆者認為此說非常有說服力，一個重要證據就是“下文即只就‘同異’言之，而不復及于‘貴賤’”，可以說是對學術界的陳說提出了極有力的挑戰。(17)

　　筆者認為“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中的“上”、“下”并不表明“主”、“次”關系，荀子之所以以“上”、“下”言之是表明敘述中的一種邏輯先后順序，而不是一種價值判斷上的主次順序。(18)“貴賤”也并不局限于社會倫理領域而言，一般的物事均有“貴賤”的分別，“貴賤”只是價值主體對不同價值客體所作的不同價值判斷而已。也就是說“明貴賤”是作一種“價值判斷”，凸顯的是語言的價值屬性；而“別同異”是作一種“事實判斷”，凸顯的是語言的認知屬性。另外，從上文“然則所為有名，與所緣以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提到了“同異”卻沒有提及“貴賤”，下文“然則何緣而以同異”也是只提到“同異”而不提及“貴賤”，可知荀子是把“別同異”作為語言最基本的功能來看待的。“別同異”意指命名不僅在于劃定不同事物的界限，更重要的在于揭示不同事物之間的不同本質。(19)把“別同異”作為語言最基本的功能意味著荀子對語義的特別關注。與孔子只強調語言的規范功能——“明貴賤”不同，荀子對“別同異”的描述功能的重視反映了荀子的語言哲學不再囿于僅僅關注語言與使用者的目的的語用學(20)課題，開始將語言關涉的更多的注意力轉向語言和語言之外的現實之間的關系的語義學課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