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230頁。

　　(14)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11、712頁。

　　(15)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第一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88頁。

　　(16)周群振：《荀子思想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87年，第218頁。

　　(17)其實伍非百早就提出過“本篇意旨，則專重在‘別同異’的觀點”，其曰：“‘明貴賤’‘別同異’，為古代名家之兩大宗。明貴賤，所以定治亂也。后世名法家守之。蓋出于春秋時之名家。別同異，所以明是非也。后世名辯家守之。蓋出于戰國時之名家。荀卿通言二者，乃襲名家常語。而本篇意旨，則專重在‘別同異’。”(參見伍非百：《中國古名家言》《荀子正名解》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725頁)

　　(18)可以戴震的說法為證：“《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本非為道器言之，以道器區別其形而上形而下耳。形謂已成形質，形而上猶曰形以前，形而下猶曰形以后。(如言‘千載而上，千載而下’。《詩》：‘下武維周。’鄭《箋》云：‘下，猶后也。’”(安正輝：《戴震著作選注》，中華書局，1979年，第118頁。)戴震在此清楚地證明了“上”、“下”可以表明敘述中的一種邏輯先后順序。

　　(19)陳漢生認為中國思想家的“命名不是基于抽象概念、屬性、本質或理想類型的觀念，而是基于找出事物間的‘界限’。”(參見[美]陳漢生：《中國古代的語言和邏輯》，第39頁。)陳漢生此說不確，“找出事物間的‘界限’”只是荀子的“別同異”的一個方面，別同異的主要動機在于確定不同事物的不同本質。

　　(20)“語用學關注說者實際使用語言的語境，諸如目的、效果、意味、說者與聽者的關系等等。”(尼古拉斯，布寧、余紀元：《西方哲學英漢對照辭典》，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89頁。)

　　(21)鄒曉麗編著：《基礎漢字形義釋源》，北京出版社，1990年，第58頁。

　　(22)(23)[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9、503頁。

　　(24)陳波認為“意”至少有以下四種相互關聯的意義：(1)表示派生宇宙萬物的本原，統攝、支配宇宙萬物的根本性規律，相當于老莊哲學的“道”；(2)表示人生存于世的根據、目的、歸宿、境界和準則等；(3)表示形而下的器物之“理”；(4)表示人特別是圣人對“天道”與“人道”以及器物之“理”的認識、體悟與把握，它存在于人特別是圣人的“心”中，是一種內涵性、精神性的存在。陳波認為只有第四種意義與語言哲學有關(陳波：《言意之辯：詮釋與評論》，《江海學刊》2005年第3期)。

　　(25)韓東暉：《先秦時期的語言哲學問題》，《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5期。

　　(26)[清]王先謙：《荀子集解》，中華書局，1988年，第4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