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這么解釋馬斯格雷夫對信念狀態與信念內容的區分，也就同時對他為波普爾設計的辯護策略設置了障礙。他的策略要求提出一種新的推理形式，它專門適用于證偽程序，這就是前面列舉的形式(B)。但是，當我們決定是否采納P時，我們使用的推理形式不會以形如“相信P”的命題為結論；而若采用的推理形式以“相信P是合理的”為結論，我們也會認為可以換成以“P”或“很可能P”為結論的形式。換言之，形如(B)的推理形式要么不存在，要么沒有獨立地位。

　　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舉一個演繹推理的例子。如果我認為珠穆朗瑪峰是世界最高峰，同時，我也認為珠穆朗瑪峰就是圣母峰，那么我認為圣母峰是世界最高峰就是合理的。這是一個以信念狀態為結論的推理，但是，這個推理是否有效，取決于在去掉結論中的信念算子“我認為”以及合理性評價詞“是合理的”之后，由此所得到的推理是否有效。原來那種推理形式并不具有獨立地位。

　　也可以通過信念狀態與信念內容的關系來說明，沒有必要專門建立一種推理形式，來說明信念狀態是否合理的。按照我們在第一節勾勒的對理性的直觀理解，接受邏輯約束的是信念內容，而不是信念狀態；如果我們依據邏輯來對信念狀態作出合理性評價，那么我們就是在用理性主義的方式來對待心靈；在這種態度之下，當一種信念狀態所具備的內容合乎邏輯的有效性要求，那么這種信念狀態就是合理的。

　　此外，合理性評價必須是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共享的，而只有信念內容具備這種公共性，因此合理性評價只能依據信念內容進行。

　　如果沒有必要單獨為信念狀態建立一種推理形式，我們就需要用一種形式來刻畫演繹主義圖景中起作用的推理形式。前面的討論為我們免除了描述科學家心理行為的必要，例如，我們不必把“假定P”以及“接受P”或“否決P”作為參與推理的命題，而是直接使用“P”或“并非P”。當科學家進行推理時，他并不是像對電腦下達操作指令一樣描述自己的心理操作，而是直接處理所要操作的內容——他的推理僅僅包含這些內容。這樣，演繹主義圖景中實際上建立的推理形式就僅僅是否定后件推理，而不是以描述經驗材料的命題為前提的任何一種歸納的或者準歸納的推理過程。在推理過程中，針對某個普遍命題如果沒有否定后件推理建立，這個命題也就得到保留，從而被接受下來。在這個過程中發生的一些事情，例如保留命題，或者否定后件推理未能建立，都不會進入推理形式——它們屬于心理行為，而不是信念內容。這樣，前面的前提(4)也就被否決了。

　　進而，我們也沒有必要把反辯護主義立場加給波普爾，以求得觀點的融貫性。馬斯格雷夫認為波普爾持有該立場，但我們已經看到，他的理由不成立。斯旺(Swann，2004：369)給出了另外一個例證(Popper，1966：230)。在那里波普爾說，表述辯護主義的命題本身無法按照辯護主義的方式得到辯護，因此辯護主義立場站不住腳。但是，我們現在不必認同這個理由。因為，辯護主義是否站得住腳，并不取決于表述該立場的命題是否得到按辯護主義的方式給出的辯護，而是取決于信念狀態是否真地按辯護主義所描述的那種方式得到合理性評價；而按照信念狀態與信念內容的區分，在這樣作出評價時不必描述評價時發生的心理行為，也不必在心理內容中展示合理性評價的標準，即表述辯護主義的那個命題。

　　把證偽標準表述出來，就會是：

　　(F)接受至今沒有遭到證偽的信念是合理的。

　　而這個標準確實不同于辯護主義，即上述的(1)。這會讓我們以為，關于合理性評價有一個不同于辯護主義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