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斯格雷夫之所以把拒斥辯護主義的立場加給波普爾，似乎是希望引入一種新的推理形式，它不是演繹的，但也不會讓反對者以為，波普爾在演繹主義圖景中重新利用了歸納。這種形式的關鍵是澄清了“信念”這個詞在作為內容與作為行為之間的歧義。“信念”既可以指所相信的內容，也可以指相信這個狀態，或者決定相信這樣一種行為。這對應于我們在第一節提到的心理狀態與心理內容的區別。不妨用“P”表示一個具有普遍性的信念內容，而用“BP”表示信念狀態，“E”表示描述經驗材料的合取，那么在馬斯格雷夫看來，表現演繹主義圖景的正確形式是(B)而不是(A)：

　　(A)｛E，P蘊涵E｝├P；

　　(B)｛E，P蘊涵E｝├BP。

　　這就是說，P滿足證偽標準，這一點是相信P的理由，而不是P為真的理由。馬斯格雷夫似乎認為，只有當用(A)來刻畫建立科學信念的方式，才會引入歸納推理，用(B)則不會。

　　這兩種形式之間的區別可以這么解釋：相信一個命題，不會推出這個命題是真的，因此從推理形式(B)成立，得不出(A)也成立。這一點在馬斯格雷夫那里恰好是用拒斥辯護主義的方式貫徹的。他把辯護主義立場解釋為，相信某件事的理由，必須是該事物本身的理由。(Musgrave，2004：23)

　　從直覺上看，馬斯格雷夫想說的是，從演繹主義圖景中起作用的推理過程中，能夠得出的僅僅是關于普遍信念的信念狀態(或信念行為)的合理性，而不是信念內容的合理性。如果一個人看到所有天鵝都是白的，那么他相信天鵝是白的，這一點就是合理的，但是，他的經驗材料絕不支持他說，所有天鵝都是白的。事實上，波普爾本人就明確區分了理論的可靠性和可接受性(波普爾，1987：23)。可以接受的理論也會引導我們得出錯誤的結論，但這絕不意味著接受這個理論是不合理的。

　　馬斯格雷夫為批判理性主義辯護的方式是富于啟發性的，其要點在于，他在把合理性與信念狀態聯系起來的同時，區分了針對信念狀態與針對信念內容的合理性評價。

　　韋斯利·薩爾蒙針對波普爾的區分抱怨說，既然通過證偽程序的檢驗并不說明理論能夠預測未來，那么也就沒有什么能夠讓我們同意，這種程序確實能夠告訴我們應該選擇什么理論來進行這種預測(Salmon，1981：124)。這就暗示，薩爾蒙認為證偽程序是對理論、從而是對信念內容負責。這樣，當基于預測的目的來確定應該接受何種理論時，接受這種理論的理由只能是它能夠正確地預測未來的經驗現象。但另一方面，從反歸納主義的立場來看，接受理論的理由不能是其預測的可靠性，因為這就意味著，我們將從理論過去是可靠的，推出它以后也是可靠的，而這是一種歸納推理。

　　而如果像馬斯格雷夫那樣，把經由證偽程序所賦予的合理性評價加給信念狀態而不是單純的信念內容，那么對預測負責的，就不是作為信念內容的理論，而是擁有該內容的信念狀態這一整體。換句話說，是心靈在預測，而不是理論在預測。通過證偽程序，心靈的特定狀態或者活動被確認是合理性的，從而賦予心靈以預測的權能，預測則是該權能發揮作用的結果。這樣就為證偽主義賦予了康德色彩。⑦普遍性的來源被歸于心靈，而不是信念內容本身，因此，普遍性的信念是不能為經驗材料所窮盡的。這一點與歸納推理的無效性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