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經濟改革的體制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為根本的制度特征在于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長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方式相互統一。無論從社會主義經濟實踐的歷史進程來看，還是從社會主義建設與改革的經濟思想史來看，各國的經濟改革在相當長的時期里始終圍繞如何統一公有制與市場機制這一歷史命題而展開，但是都未能真正解決這一難題。中國新時期以來的改革之所以被稱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改革，就在于我們從中國社會現實的生產力基礎和發展生產力的要求出發，將改革作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所要求的生產關系變革，把這種變革的本質歸結為所有制的改革，但在所有制的改革上始終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制度而不是放棄公有制，始終努力探索公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機制而不是恪守傳統計劃經濟，始終尋求適應市場經濟基本要求的公有制新型結構和實現方式而不是轉向私有制。這是中國經濟改革最為根本的特征。

　　具體來講，首先，在所有制結構改革與市場機制培育的統一中推進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既不是片面強調市場化，忽略所有制和企業產權制度改革，也不是簡單搞所有制的資本私有化，以私有化支持市場化，而是在所有制改革與市場化改革的相互促進作用中，既考慮市場機制對所有制和企業產權的基本要求，又考慮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對所有制和企業產權制度本質特征的規定，根本目的是服從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歷史需要。其次，在企業產權制度改革與市場價格制度改革的統一中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競爭機制。市場經濟的主體秩序(其核心是企業產權制度，回答“誰在競爭”的問題)和市場經濟的交易秩序(其核心是價格決定制度，回答“怎樣競爭”的問題)共同構成了市場經濟內在競爭機制的核心。中國改革實踐并沒有簡單地遵循產權改革先行或價格改革先行，而是根據實際情況，在經濟改革的歷史可行性與必要性的統一中推動兩方面不斷往前發展。既要客觀認識中國改革的生產力起點和生產關系起點的歷史特征，客觀認識改革的發展目標和體制目標的根本要求，又要符合推動改革不斷深入的可行性要求。因此，在二元經濟背景下，經濟體制改革的全面展開是從農村經濟逐漸轉向城市經濟。企業改革與政府改革何為重點的選擇上，是從企業改革逐漸轉向政府改革。在企業改革的進程中，是從收入分配改革逐漸轉向企業產權改革。再次，中國是在增量改革與存量改革的辯證統一中推動改革。例如：在改革初期，鄉鎮企業作為新的企業制度形式異軍突起；價格雙軌制的基本出發點是傳統經濟特別是傳統國有企業對市場體制的適應程度以及新興經濟對于市場化進程要求的歷史迫切性；“特區”的設立使改革與開發的關系得到了統一；等等。最后，中國始終是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中推動改革。改革是生產關系的變革，生產關系變革的根本動因和檢驗標準是社會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作為檢驗改革成果的根本標準也體現了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歷史唯物主義立場。

　　綜上，中國的經濟改革不僅具有充分而深刻的思想動員和理論準備，而且始終圍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展開，把改革的根本動因歸結為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把改革的內涵歸結為生產關系變革，特別關注其所有制的改革；把改革的評價標準明確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程度；把改革的爭辯集中于怎樣理解所有制改革和怎樣處理所有制改革與其他方面改革的相互關系上。中國經濟改革的理論與實踐與西方國家和西方正統經濟學對轉軌及改革歷史本質的解釋形成了鮮明的反差。中國經濟改革歷史進程的政治經濟學分析為我們不斷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提供了理論依據。當然，中國的經濟改革仍在深入展開的歷史進程中，公有制與市場機制的有機統一仍是一個需要在歷史實踐中探索的命題，伴隨生產力的發展必然對改革提出新的歷史要求，即使到2020年實現建立起較為完備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也還是改革偉大實踐的初級階段，改革仍需不斷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