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人民大學　劉 偉

　　對中國經濟改革的歷史進程進行政治經濟學分析，首先要回答的問題就是如何認識改革或體制轉軌的歷史本質。

　　以新古典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為代表的西方正統經濟理論把私有化作為理所當然的基本前提，事實上把所有制命題排除在了理論分析之外。“華盛頓共識”和“休克療法”背后隱含的這一制度性假設，即市場化(自由化)和私有化具有高度的互補性，把體制轉軌的目標設定為實現私有制、市場經濟和西方民主政治的“三位一體”。然而，接受“華盛頓共識”和采取“休克療法”的國家在經歷了近10年的轉軌之后，除個別國家外，幾乎全都出現了產值嚴重下降，貧困和貧富分化問題日益嚴重，被稱為“沒有療法的休克”。

　　基于轉軌成本收益分析的“漸進主義”方法和“華盛頓共識”代表的“激進主義”相比，只是對市場化過程的分析有所不同，二者對于所有制改革的根本認識是一致的，二者同樣具有濃厚的“社會計劃者”色彩。因為一個無所不包的改革戰略，無論是“大爆炸式”的還是“漸進式”的，實際上相當于一個完全的計劃。這顯然有悖于改革計劃體制的初衷，從而成為激進式改革和漸進主義思想的一個悖論。以新制度經濟學為基礎對改革所做的制度分析，試圖回答改革中的產權命題，體現為一種理想化、被科爾奈稱為庸俗化的“科斯主義”。對于轉軌國家來說，不僅“科斯主義”所需的條件不存在(改革的交易成本很高)，而且改革本身就意味著初始權利的重新界定。如此一來，權利的初始分配不再是無關緊要的，改革帶來的權利分配必然產生新的社會成本。改革制造的多重外部性使得“科斯定理”無法直接引申出轉軌的“科斯主義”。

　　斯蒂格利茨等人指出，宣揚“華盛頓共識”的國際金融機構一直都在推行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市場原教旨主義。經濟轉軌是為了把國家推上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而市場化改革只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但是“華盛頓共識”混淆了目標和手段，把私有化、自由化等使市場更有效率、更有競爭性的手段當成了改革的目標本身。“后華盛頓共識”雖然基于實用主義和漸進主義包含了更多的政策工具和更多的發展目標，強調每個國家都應該設計自己的解決方案，但是這也凸顯了“后華盛頓共識”的尷尬。它本質上只是對“華盛頓共識”的批判和修正，除此而外，就像斯蒂格利茨自己所說，“共識根本不存在”。

　　中國經濟改革的實踐本質上既不同于“華盛頓共識”、“新華盛頓共識”，也不同于“后華盛頓共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和改革的進程本質上是追求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一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機制的有機統一。改革雖然具有在實踐中不斷摸索的特點，但其思想動員和理論準備是極為充分和深刻的。實踐標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提出，分別從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等基本方面，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根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情況，做出了系統性的發展和創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這種在改革實踐中不斷探索、在理論爭辯中不斷探索的深刻的系統的理論準備，其集中體現和概括就是以鄧小平為突出代表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